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戴笠的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大概意思是朋友相交不以贵贱而改变。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是支持民主的。
重庆外的歌乐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个奢华的宴会正在举行。提起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不少人就会将它等同于白公馆及渣滓洞，印象中就是一个法西斯暴政的工具，关押ZG政治犯的阴森森的魔窟。
《红岩》等ZG文艺宣传作品为了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国”，而将三者糅合在一起，这使得在1949年后，很多中国大陆人对中美合作所的主观印象倾向负面。实际上，中美合作所的历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未参与过国共争端。不过，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对ZG政治犯进行刑讯的一些军统人员，确实是由中美合作所培养出来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最终参战。美国与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击日本必须主要依靠海军及空军，掌握足够的气象、地理及军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国认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可以为美国提供这些信息。为了战胜日本，美国必须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在中国驻美武官萧信如的帮助下，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
1943年4月15日，按照《中美合作所协定》的条约，得到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批准，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成立时，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梅乐斯、戴笠先后签名。军统领导人戴笠、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分任主任。中美合作所主要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等部门组成。
按照成立时的约定，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开展心理作战；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按照上述任务要求，中美合作所做了大量工作，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美合作所经过电讯侦测与密码破译，为美国准确提供了情报，使得美国空军得以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气象信息，这些情报对美军日后在太平洋上进攻日占岛屿和轰炸日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美合作所还对日进行了心理战，如在中国沦陷区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日本广播并进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或者加强抗战宣传，增强沦陷区中国人的信心。对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印制汪精卫政权储蓄券的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当地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
中美合作所存续期间，美国特工部门主持在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美军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人员，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的能力。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份报告评价中美合作所的军事及气象信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宴会上，歌乐山乐队刚刚学会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虽然还有些生疏，但是人群中的美国人还是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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