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香港，除了解决这里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之外，一个当务之急要解决的就是香港的殖民化问题！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８日，在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突然出现在了香港。
这是一次公开的，并没有任何形式隐瞒的到来。
王恒岳似乎是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态度。既然我们能够收复香港，我们也同样能够治理香港。
而大总统的到来，同样也是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重视。
在前香港总督府，现香港市政厅里，王恒岳召见了以香港市长陈立夫为首的香港行政军事官员。
没有多多的开场白，王恒岳开门见山的对自己的部下说道：
“去殖民化的问题不好办，但还是得办，英国人是聪明的，而且是太聪明了，这点，我们必须都得承认。在香港的统治上，这些英国人就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不是在帮英国人说好话，而是确实情况如此，这让任何一个接手香港的人都将倍感困难！
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将香港变成‘日不落帝国’诸多殖民地中的一块，但英国人却在这里推行了完全不同于其它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这也造成了香港特殊的身份危机。 英国政府不仅没有像日本在东北、台湾，法国在越南那样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甚至没有推行‘去中国化’的措施。 １８４１年，英国人登岛之后便宣布华人社会仍按《大清律例》管理，这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英国人是否准备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
但是诸位，有一点你们必须得记得，英国人的做法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精明的计算。
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不同，香港没有丰沛的自然资源，英国人当时所需要的，只是香港优良的深水港。从统治成本的角度考量，英国人显然没有必要在香港建立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殖民体制进行整体控制。正像当初英国人没有选择同是良港的舟山，就是因为嫌舟山‘太过繁华，不便管理’。
香港人是否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方式可以称为‘非直接式统治’。 在这样的思路下，早期英国殖民统治层与香港的普罗社会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即便到了后来，英国人仍然没有接纳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
英国甚至不愿意接纳香港人去英国，香港社会一旦发生动荡，比如象现在我们成功收复香港。我们收复香港之后，只要一小部分香港‘英籍华人’涌入英国，就会对英国造成巨大的负担。正是基于这样的本国利益，所以英国人始终都更倾向于寻求一种能够使大多数香港人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措施。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意识到，一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尽力淡化身份认同，有公民而无国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国民身份教育的现代文明地区。 ”
说到这，王恒岳拿出了一本课本放到了面前：“我这里有一本书，是香港中学里的课本，在这本中学历史课本中，中国历史停留在鸦片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被描述为‘因为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不得不承认啊，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这种特殊殖民统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的殖民史中，这个华裔人口高达９６％的社会对殖民统治几乎没有爆发过持续性的反抗，甚至没有持续性的敌对情绪。
这也就造成了香港不仅缺少那种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识，反倒生成对殖民统治的认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华根’仍然被英国人完好地保留着，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矛盾心态，我看大可以称之为‘双重效忠’。”
说到这，王恒岳忽然想到了自己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
《鹿鼎记》！
王恒岳还记得金庸在小说结尾处为满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
“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１９７０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１９６６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想到这，王恒岳忍不住说道：
“不是香港人麻木，而是英国人的统治太有效了，有效到我们现在即便成功收复了香港，但要使他对中国重新产生归属感，就不得不让我们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那。”
大总统的话一直盘旋在所有官员的耳边。
从大总统的话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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