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待在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因为一直收不到消息，就真的以为他们是遇上风浪，尽数淹死了。
后来，迫于兵部的严令，孙元化又集结起剩下的辽东军，由脑后生反骨的李九成率领，走陆路出山海关援救辽西，因为出兵的人数少了，军粮和饷银相对变得充足，所以这支辽东军比历史上走得更远，一直走到深入北直隶的时候，才因为粮饷供给不上而爆发哗变。正好阿巴泰在这时率领女真八旗偏师破关南下，已经到了这支登州援军的附近，于是李九成果断倒戈投鞑，跟着八旗兵在北直隶狐假虎威，蹂躏了不少州县，最终和后金军一起出关去了辽东——期间，李九成也曾劝说阿巴泰挥师远征登州，届时可以跟当地辽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云云……但阿巴泰认为登州的距离太远，如果孤军深入，恐有不测，同时对新投靠的李九成也不太信任，故而否决了这个提议，在四月就返身出关了，只留下背后的一地废墟狼藉。
另一方面，虽然在大凌河战役结束的时候，阿巴泰已经出关撤退，战火烽烟貌似已经告一段落，但北京的大明朝廷上下还是犹如惊弓之鸟——此时，辽镇和北直隶的全部精兵已经尽数覆灭，前线兵力极度空虚，唯一能战的就只剩下山海关的几千川军。蓟镇和辽西的边境军民风声鹤唳，人人都担心建奴接着很快就要再次大举入寇，即便只是几个蒙古牧民偶然出现，也能吓得早已丧胆的边境守兵成百上千地溃逃。
而在朝堂之上，更是群情汹汹——因为在此番兵灾之中的拙劣表现，还有大凌河战场和北直隶各州县的惨重损失，东林党内阁和地方上的东林党要员一时间沦为千夫所指，其余派系的朝臣趁机发起倒阁运动，京师的科道御史更是从去年秋天就不断上蹿下跳，弹劾孙承宗、周延儒等一干东林重臣的奏章堆起来比人还高……没办法，自从在崇祯元年一举得势之后，东林党在官场上的吃相就越来越难看，而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恶劣，似乎这个集团天生就是为了在朝廷里扩张自己，排斥别人的。一时间，东林党在明王朝的官僚体系里一家独大，弄得读书人要是不入这个非法组织（东林党从来没得到合法承认），几乎就没法出头。
至于这个非法组织的治国业绩嘛，呃，还真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战争、修路，赈灾，抗洪、水利……似乎每一样都搞得很糟糕，尤其是好些原本应该年年投入、维护运作的水利体系，在诸位正人君子的管理下全完蛋了，以至于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后果便比过去加倍严重。至于在战争方面，更是一个惨败接着又一个惨败。如此结怨天下、如此祸国殃民……这样的内阁要是能稳如泰山，才是见了鬼呢！
结果，自从崇祯元年以来就在朝堂上一家独大的东林党，终于再也无法把持朝政，在其余各派系官员的联手围攻和崇祯皇帝的愤怒厌弃之下，首辅周延儒被迫辞职返乡，其余东林要员的官位也是岌岌可危。
虽然这样的下场明显是咎由自取，但东林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而是很委屈地认为当前朝中“妖邪日盛”，居然敢把他们这些正人君子往台下赶，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朝堂政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服输的东林党人继续发动自己的各种人脉和势力，企图把局面重新扳回来，至少也不能再输下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造新的战乱来转移朝野的注意力，给朝中处境艰难的东林党人暂且解困——当战事变得十分紧急的时候，朝廷和内阁的争斗就会被暂时压下来，如此一来，就能让“朝中奸党”和“被蒙蔽的圣上”无法进一步反攻倒算，从而避免整个东林党势力被完全赶出朝堂。
于是，远在南方的黄石，就不幸成为了首选目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跟澳洲髡贼有勾结，屡屡违反朝廷体制，而是因为：首先，听说黄石这个粗鄙武夫从澳洲髡贼那里学来了不少生财之术，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却不肯把发财的产业拿出来献给江南缙绅，而赚到的钱也没有给诸位清正廉洁的东林君子们分润；
其次，福宁军为了敛财养兵，居然不顾朝廷素来少收、不收商税的传统，悍然在台湾海峡向每一艘商船征收“靖海税”，拒绝缴税的商船通常连人带货都会一起失踪……福宁军每年的此项收入高达白银五百万两以上，等于是硬生生地从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口袋里掏银子，早已让江南的地主缙绅富商集团恨得咬牙切齿，只是因为并非每一家士绅都在做海贸，而福宁军的势力又着实不弱，所以暂时才没下定决心要对付他。
再次，才是黄石在闽南敛聚土地、迫害士绅，把读书人的体面尊荣踩进泥里……虽然这多少让东林党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但天下地主从来都不是一家，除非是牵扯到亲戚故旧，否则江南的地主缙绅可不会为闽南地主的遭遇抹眼泪——更何况，类似的巧夺豪取、兼并土地之事，他们自己也没有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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