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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