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敢闹到咱们家门口？当时我大概已经出征琉球了吧。后来怎么样了？”黄石好奇地问。
“……还能怎么样？金求德立刻带了一个营刚剃头的新兵上街，对着这帮读书人一通排枪打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过死了区区八个人，孔夫子的至圣先师牌位就丢了满街，逃到不见人影！还说什么士人风度、铁骨铮铮呢，啧啧，论胆子，这帮假道学连那些乡下那些结寨作乱的土财主都不如！”
做了妈妈的赵二妹子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自从她那个当通判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又在临高“髡贼”那边接受了一堆“打倒孔老二”的教育之后，再结合亲身经历和丈夫的立场，她已经对这些假仁假义的“文曲星”再也没有了半点敬畏，而是完全认同了“髡贼”对明朝士人的偏激看法：废物和蛀虫而已！
黄石听了倒是觉得很正常——明朝读书人虽然自诩傲骨，但如天启年间左光斗那种铁血节烈，对酷刑甘之如饴的斯文壮士，毕竟是极少数之中的极少数，多数的人充其量也就是打个太平拳的勇气。如果明朝读书人都跟后世某些信真主的疯子一样热衷于当人肉炸弹玩自爆，那么满清哪里还能入关得三百年天下？
“……眼下咱们也还没在全闽派出工作队，只是清丈了霞浦和泉州附近的两块地盘，就已经不得不让一个知县，两个县丞‘被病故’了，秀才举人之类更是弄死了不晓得多少。最后只得编造了一场瘟疫才勉强糊弄过去，可还是不断有士绅铁了心跟咱们做对，明明坐拥家财万贯，却连一个子儿的税也不肯交！”
说到这里，赵夫人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在辽东，在长生岛，大家都知道梳辫子的是敌人，留着头发的是自己人。在福建，却到处都是敌人，有些人明明你刚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非但不会有丝毫的感激，还要反过来捅你一刀！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农业合作组去年在几个村子派农技员下乡，免费推广高产种子、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让那些土财主们的亩产翻了一倍。可是等到收税的时候，还是大半都死命抵赖，甚至还企图绑架农技员当人质的！真不知他们的良心是怎么长的！”
“……良心是怎么长的？这伙人根本就从来没有过半点良心，哪里还长得出来？”黄石冷哼一声，杀气腾腾地说，“……本帅和元老院执委会也没有横征暴敛，不过是让他们按照田亩多少如实缴税罢了，居然还敢明火执仗地闹事，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用生命作死，那么本帅又如何能不遂了他们的意愿？管你是状元还是探花，管你是退休侍郎还是退休尚书，一律给本帅抄家灭门，再办个公审大会分田地安抚民心，然后再上报一个海寇袭扰、全家尽没！看看他们的脑袋有没有本帅的刀子硬！”
说出这番杀伐果断的话语之际，黄石的心中充满了一股恶意的畅快，仿佛昔日的憋屈都为之扫荡一空。
过去的黄石曾经很年轻，很看不起古人，觉得凭着超越时代的见识，自己一定能玩弄他们于鼓掌之上，更立下了惊天动地的大志：要谋朝篡国，要标榜史册，要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结果在辽东战场上，面对着后金八旗和东林文官这一对内外交逼的敌人，黄石终于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无力。就好像是孙猴子面对如来佛的五指神山一样，黄石感到自己怎么跳也跳不出对方的计算，怎么挣扎也不能扭转颓势分毫。
——无论你在前线打了多少胜仗，把敌人逼到了何等窘迫的地步，后面那些脑子不知道怎么长的文官们，都有本事把整个战局在一夜之间败坏掉，顺便再把丧师失地的罪名，重新回头栽到武官身上！
这种难以形容的失落感，让黄石经常忍不住想要指着那些文官大喊：你们不给自己人捣乱，会死么！
但是没有用，以文官为首的各路猪队友，还是一直坚定不移、乐之不疲地给自己人捣乱，给敌人送分。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石才渐渐发现，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忠君爱国，大明的文官从内心深处都没有把武官当成自己人，而是当成了比建奴更危险的敌人！
所以，他们把帝国的战争机器套进了所谓的督师制度：监军文官负责大地总体战略，兵力部署、还有在什么时刻、什么地点和什么敌人打仗，也都是文臣决定的；监军太监负责全军地粮草供应、军饷的发放、以及各种辎重和武器的运输和分配；而具体的攻城、防守、排兵布阵、野战克敌这些工作都是武官的。
从文官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套绝妙的军事体制，如果能打胜仗的话，首功自然是负责战略的文臣，中国自古就高度强调战略的决定性作用，尤其以文官为甚；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胜利后监军太监的功劳自然也少不了；而武将的功劳只根据人头来算。而如果打败了的话。那这个时候文臣就不承认战略的巨大指导意义了，战败的罪责肯定要由武将来背，因为武将是具体指挥战斗过程地，肯定是这帮丘八把好好的计划搞砸了；如果武将战死了，那文官一般也能把责任推给监军太监，肯定是这帮阉竖贪污了盔甲、军饷，要不就是他们出于本能的害人习性而没有发给军队足够的粮草，才导致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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