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
那时所谓的企业，实质上只是一个个的加工工厂。每一个工厂作为整个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上级部门直接划拨。
跟黄桥农场种什么由上级决定一样，工厂生产什么也由上级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品收购部门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
如此，企业就像国家机器的一个个螺丝钉，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追求利润，只需要执行好国家下发的任务和指标。
那么问题就来了，不追求利润的“企业”能称之为企业吗？
企业领导的升迁不看利润，而是由上级指定，干得再好、利润再多也只是年底评个先进，纯粹是精神奖励，至于物质奖励，对不起，严格按级别拿工资和补贴，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没有！
企业的人员也无需招聘，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指标，更何况还有厂内职工子弟的接班问题。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企业缺失自主性，更无法建立起市场竞争意识，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领导失去了野心和斗志，企业员工端着铁饭碗，大多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以小见大，整个国企的状况到底如何，可想而知！
78年以来，国企也开始尝试改革，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方式主要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经营责任制，让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略作经营调整，并不是完全放权，所以这也导致了双轨制的问题。
“八一”机械厂可以说是最早一批真正的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的国有企业，经过试点改制后，“八一”厂自去年开始自购原材料，自行决定生产什么，最后自己找销路，上缴完一部分利润后，剩下的利润归“八一”厂自行安排。
目前看来，“八一”厂的改制试验效果还不错，但林维桢却知道，“八一”厂的好景不长。
作为国企中的一员，“八一”厂当然避免不了双轨制的窠臼。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经验，咋一接触市场时，就尝到了拥有各种生产资料和紧缺品供应权的甜头，手中有点权力的领导干部借着双轨制的契机大发其财。
没过几年，随着私营企业的兴起，“八一”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成了海州第一家破产重组的国有企业，最后被贱卖给私人老板，谭耀祖随之成了下岗职工。
关于第二个理由，林维桢仅仅是点到即止，而对于“八一”厂的产权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斗争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不是他这种小人物可以置喙的。
另外，还有一点让他很困惑，海州市为什么会有吸引投资，特别是华侨投资的想法？要知道目前国内对外部投资的争论仍然激烈，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也只有南边的特区才在小平同志的要求下，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一道缝隙。
难道是海州地方政府的一次试探？还是有上面的指示？
搞不懂！
魏凯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点了一根烟，问：“那你的意思是投资纺织厂？”
林维桢摊摊手，苦笑道：“魏先生，刚才这些话只是我就今天所见所闻的一点思考，既不是建议，更不是在给您出主意。投资与否，归根结底不在我，而在于您”。
他可不想往身上揽事，万一出了问题，那就是里外不是人，而且此时他已经够后悔了，今天说的有点多，有些话本不该对魏凯利父子讲。
魏凯利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睛打量着林维桢，笑呵呵道：“你倒是谨慎，好啦，我这个老家伙就不难为你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给我解了不少困惑”，说着轻轻地摇头感叹道：“眨眼间出国三十多年了，再回来物是人非，一切都变得陌生，需要从头再来”。
林维桢笑道：“魏先生，您还年轻，就当是再来一次创业呗”。
一语双关！
魏凯利听出了林维桢话中的深意，摇头道：“我老了，现在守成尚可，至于开拓内地市场……，有心无力啦”。
林维桢暗自叹息，不管怎么说，海州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还是希望魏凯利能投资海州的。
……
转过天来，农历腊月二十二，明天就是小年了。
小年是春节的前奏，阖家团圆的日子，林维桢随魏凯利父子坐着伏尔加回到农场。
轿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刘胜利和林建华坐在上面也跟着来了。
林维桢在场部下车，跟魏凯利父子告别，然后步行回家。
谭山家里很热闹，不少人来看谭耀祖的媳妇，这也是当地的习俗，一般的媳妇很难撑住这种大场面，但谭耀祖的媳妇显然在一群老娘们间很吃得开，跟她们打得火热。
前两天在“八一”机械厂，林维桢和谭耀祖只是隔着人群见了一面，一句话也没搭上。
今天一见面，谭耀祖就笑骂道：“那天还真吓着我了，心说你小子难道当了叛徒？怎么跟美国人搅和到一块去了，原来是做翻译呢”。
谭耀祖小学没上完就赶上了动乱，紧接着初中没学上，不到16岁便被谭山托关系送去了“八一”机械厂当学工，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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