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蒙古独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独立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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