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30年代初期的汪精卫还是一腔热血的。面对咄咄逼人、不断蚕食中国的日本军队，他不仅趁着蒋介石因北伐中的一次重大失礼而被迫下野后的良机，彻底修正和推翻了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而且一直都在朝野内外大声疾呼，要驱日卫国。
“哪怕日本可能派来100万军队，他们终有一天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在我们中国和他们日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换回的主权和尊严。”
这句话，如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血性和睿智。
这句话，是完全可以反映出那个时候的汪精卫，最真实的一面。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段曾经的热血光阴，孟遥也才萌生了与汪精卫做一次可遇、但绝不刻意去安排的一次长谈。眼下，汪精卫既然自己找来了，那他自然也就不愿放过这样一次机会。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全国六中全会就要在南京召开。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汪精卫将被王亚樵派来的刺杀者孙凤鸣，乔装成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身份，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一面准确地将三颗仇恨的子弹，全部送入到汪精卫的左眼、左臂和后心。
自从，汪精卫的万丈雄心，和他那颗一步步投向日寇的卖国贼的黑心烂肺，便从此再也扑腾不起来任何历史的浪花了。
重伤后的汪精卫，从此死心塌地地成了日寇手中的一个完完整整的傀儡，原本已无需再去说他。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苟延残喘了数年的汪精卫，因伤势难治，最终还是被日本大本营作为最高机密，专机送到了名古屋，并由日本帝国大学著名教授斋藤真亲自主刀，但也无济于事，挣扎了月余，最后一命呜呼。
死后的汪精卫，由日本大本营派出专机“海鹣号”运回南京，并命令南京的汪伪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安葬大会”，按照其遗言，在梅花山明孝陵建造了汪精卫陵墓，并与中山陵遥遥相对。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密令杀回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收回南京伊始，便立刻秘密铲平了汪精卫陵墓。
曾经的一代热血爱国革命青年，直至最后的大卖国贼，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在突击营数次重大讨论中，有几次陆涛、高志远曾和孟遥曾经讨论，为了突击营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不仅要占得一席之位，还要更好地抢占世界政治舞台的制高点。因此，是否有必要在1935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到来之际，小小地拉一下汪精卫，以便让小日本多苟延残踹几年，倾其全国之力与美国人多抗衡几年，按照突击营的设计拉长二战结束时间，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
但几番论证下来，这个念头最终还是被孟遥否决了。
且不说这其中的政治风险有多么巨大，突击营自身的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左右世界繁复多变的进程，单是要说服自己那颗对日寇与生俱来的仇恨之心，估计都很难绕过去。
1935年啊，这个充满了绝望和希望的年份，有那么多需要突击营去做的大事，一个行将就木、而且根本不足以伸以援手的汪精卫，还是让他就此灰飞烟灭吧。
现在，假若能将龙骧号顺利地抢到手，并迅速形成战斗力，然后趁着此后即将展开的访问德国之旅，说什么也要从希特勒手里再搞上几艘俾斯麦级战列舰、巡洋舰，与突击营自己的先进潜艇和战机，完成一个完美的新旧搭配。呵呵，以后的海洋，虽然还谈不上争霸，但任谁也不敢再对突击营除陆上力量而小觑了。
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为了重温大日耳曼帝国的美梦，一直都在做着各种努力，试图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
早在1932年，德国海军就开始对建造3.5万吨的战列舰进行了理论性研究，并对其武备、装甲和航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4年，德国海军建造局便准备建造2艘战列舰，以用来替代已过时的 “汉诺威”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前无畏舰型。
1935年，又是1935年，英国与德国海军协定签订后，德国便立刻抓住了可以建造标准排水量为3.5万顿、主炮为406MM的战列舰的大好机会，毫不迟疑地上马了建造两艘战列舰的合同图纸和设计任务书。
也就是在这个合同设计期间，德国海军决定增加俾斯麦级战列舰的续航力、马力和装甲保护，使其排水量大大超过了3.5万顿的限制。随后，德国政府即先后正式订购2艘俾斯麦级战列舰。这也正是孟遥有底气的一点，而且在时间上，时机的把握上，正恰到好处。
相信凭着孟遥随手带过去几件先进武器作为筹码，希特勒是绝对抵不住这种诱惑的。
而且孟遥早已打算好了，既然德国本身就是现代空降兵的发源地，早在1916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沙俄军队对峙不下之际，曾经成功地在俄军战线后方80公里处的罗夫诺地区进行了世界上的第一次空降作战，一举破坏了铁路，使得俄军因兵员投送出现延误而扭转战局。虽然当时空降下去的不过区区数人（活动了一昼夜，完成任务后由飞机接回），但这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却极大地震动了世界整个作战固有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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