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如此非难林义哲，难道就是因为他热心洋务？
可现下的时局，不办洋务，一味的抱残守缺，不知进取，国家又何谈富强？
这一刻，杨锐对于湖南名士王闿运的看法，已经悄悄的发生了些许改变。
从这位王大名士的种种表现来看，只怕是徒有虚名而已！
第二日一早，杨锐便和几名学生一道，前来探望病中的王闿运。仆人将他们引入王闿运的卧房，杨锐赫然见到，高卧于床上的王闿运身边，竟然有一名只穿亵衣的侍女陪卧。
看到那名女子躺在王闿运的身边，年纪尚轻未经人事的杨锐不由得涨红了脸。
王闿运对此倒是丝毫不以为意，他笑着和杨锐等人打着招呼，杨锐注意到王闿运的气色已然如平时一般红光满面，不由得讶异于他的恢复之快。
“你们几个来得正好。”王闿运笑着说道，“我这里写了一封给那林家悖逆小子的信，你们几个先看看。”
王闿运说着，命仆人取出了一封信，交给了杨锐等人。
杨锐等人将信传看起来，看到这封信里满是对林义哲恶毒的谩骂和诬咒，杨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争琉球区区弹丸之地，耗费国帑，与国何益？为争虚名而远实利，以致国家疲弊，军民徒劳，尔心非人心哉？……”
看到王闿运信中对林义哲收复琉球竟然大加辱骂，杨锐的脸色变得有些涨红。
而同来的几位学子竟然有人对王闿运的信的内容大发赞叹之声，更让他觉得刺耳无比。
离了王闿运的寓所之后，杨锐便下了决心。
回到自己在思贤讲舍的房间，杨锐给王闿运写了一封辞别的信，请另一位学子帮忙转交，然后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自己的恩师张之洞，告知恩师自己打算去福州游学，参观船政局，并拜会林义哲，另一封是给自己的兄长杨聪，请兄长也一道来福州。
而远在福州的林义哲，并不知道杨氏兄弟将会前来拜会自己，此时的他，刚刚接到了“滇案”发生的消息。
灯下，林义哲正在看着李鸿章通过高速通报舰送来的信。
“致林鲲宇抚军：近日威使前来总署，就滇案一事，提议六条：一曰中国简派大员至滇详查；二曰如有必要，当从印度别遣探测队入滇；三曰中国偿英国款银十五万两；四曰据津约格外优待外使；五曰免除英商正税半税；六曰速结历年未结之案。谓如不得请，定行绝交。又言滇案诎在我，而中外泄沓，至今不为据实申理，是以大肆咆哮，恣意勒索，总署无计可施，且英使不肯赴滇，有被告、无原告则亦难得妥结。总署屡言遣派，未得其人而不果行。余正一筹莫展之际，方忆君在津时，曾与匣函，遂展观之，得君方略，知君早有先见之明，钦服无地。……威使昨已离京去沪，想是去会柏郎，密谋串通，余当派人查探，候其归津，当面诘之。……”
想到李鸿章已经按照自己的方略应对马嘉理事件，林义哲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将信收好。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林义哲知道，马嘉理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根源在于英国和法国都想从边外抢先进入中国云南。
英国和法国都想进入云南，这是它们分别侵略缅甸和越南的必然发展，而它们加强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加强对中国西南边境的侵略。早在1824年至1825年和1852年，英国经过两次侵略缅甸的战争，已经占据了下缅甸。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法国接连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之后，占有了越南的南部。英国和法国已经在中南半岛站住了脚跟，就一面在那里继续扩张势力，一面开始寻找从那里直接进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英国的行动较早，早在1858年，退伍军官斯普莱（R.Sprye，曾参加第一次侵缅战争）就提出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上缅甸到中国的思茅止修筑一条铁路的建议；1863年又有人提出经过八莫以通云南的路线。斯普莱的计划引起了英国资本家的广泛兴趣，他们渴望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于是英国有关当局在1867年派人测量这条路线，但并未完成就中止了。此后英国国内的舆论不断发出完成斯普莱路线的呼声。1868年英国第一次探测从八莫到中国的路线，探路队一度到达云南反清的回民占领下的腾越，肯定了这条路线可以通行。
对于英国人的行动，法国当然不甘落后，法国人1866年组成了探测队，在特拉格来（Dou-dartdeLagrée）与安邺的率领下，从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入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宜通航，于是移注意力于北越，想在这里取得到云南的通路。1871年法国商人堵布益（J.Dupuis）利用中国云南地方当局急欲镇压回民起事的时机，借口代为采买军火，获得查勘红河的便利，亲身证实该河为从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但自安邺被杀之后，经林义哲通过孤拔和洪钧的斡旋，法国侵略北越以及经北越窥伺云南的计划暂时搁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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