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把脑子用在别的地方，专门研究政治风向标。
也许这是儒家官场几千年的通病了，也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问题。
但就凭这一点，韦宝就没办法将袁崇焕当成有多少军事才能的人，顶多说是一个搞政治的好手。
作为一个文职官员，没有太大的本事的话，抱大腿是官场必修课。
虽然抱错大腿有可能导致自己殃及池鱼，但当孤臣，除非有很大的本事，否则都是被排挤。
眼光毒辣的袁崇焕发现王在晋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根基较浅。
王在晋虽然在基层历练过，但毕竟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浩劫，比其他牛人强不到哪里。
在发现朝廷有人对王在晋不满，袁崇焕就感觉到机会来了，只需要找王在晋的错误就行。
不得不说袁崇焕很会伪装，袁崇焕一边让王在晋引为心腹，一边告王在晋黑状。
袁崇焕在韦宝看来，最厉害的还是顺道搭上孙承宗这条线。
当王在晋倒了后，袁崇焕又很快成为孙承宗的跟班。
袁崇焕可不是被迫立生祠，袁崇焕可不是不得已加入阉党的，这些韦宝都很清楚，因为韦宝在京师各个角落都有眼线。
袁崇焕搭上魏忠贤的线，比绝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早得多。
袁崇焕甚至在魏忠贤刚开始得势的时候就巴结上了。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不久后，魏忠贤清洗了东林党，这个时候的袁崇焕就已经观察到了政治风向，开始想办法怎么脱离孙承宗。
直接找魏忠贤告孙承宗黑状显然不是上策，袁崇焕这个时候已经是孙承宗的跟班，再踢孙承宗一脚，那太不地道。
这世上没人喜欢墙头草，包括魏忠贤也一样。
更何况袁崇焕能当上孙承宗的跟班，很难解释和他踢了王在晋一脚没有关系。
但袁崇焕就是袁崇焕，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魏忠贤的儿子孙子，他很快通过阎铭泰搭上魏忠贤这条线。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袁崇焕的投机很快得到了回报，魏忠贤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马世龙谋袭耀州失利，这个失利导致了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长官的大规模撤换，其中督师枢辅孙承宗、辽东总兵马世龙、辽东巡抚喻安性都在撤换之列，最终结果是孙承宗病休回籍，马世龙卸任回卫，喻安性谢事侯用。
袁崇焕是当时的宁前道，算得上是宁前地区的军分区政委，那是明军最前沿的军政长官，而柳河之败原本只是一个小败，即过河袭击耀州的前锋营千余人被歼，鲁之甲、李承先二将被杀，但没有过河的后队之溃散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离奇的失败对整个辽东镇都有影响，作为辽东镇最前沿的军政长官，袁崇焕脸上也自然应当无光。
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王在晋重提当年之事，责问孙承宗的内容：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则虚藉挂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
由王在晋对孙承宗、马世龙二人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柳河之败确实致使明军损失惨重，十二万人溃散之后仅存五万八，所以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首脑被大批撤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袁崇焕却有升迁:“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寅升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宁前道袁崇焕为本省按察使，仍管宁前道。”
袁崇焕的这个升迁，在当时的督、抚、道、镇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抚宁侯朱国弼上疏中提到“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实是在指控，袁崇焕当时投靠了阉党，认了魏忠贤为“干父”，因此才得以升迁。
显然，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干活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阉党。
袁崇焕上蹿下跳，不是风就是雨。
敌我双方在战场上，大致可分为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战略防守就是退出缓冲区，收缩兵力，放弃部分无法确保的地盘，组织新防线，以此坚守，使敌无法攻破。
如果明军能以长城为线，建奴无法侵入关内，或者入侵后会损失大量兵力，得不偿失，算是达成了战略防守。
战略相持就是我方能确保缓冲区，固界于缓冲区，或攻入部分敌军控制区，此后，我方无力再进攻，敌军也无法击退我军，这叫战略相持。
具体到明末，则是明军光复广宁，辽阳，于辽东区域内与建奴僵持，建奴受到重创，无法远攻冀，京，长城一线不必加强防务，这叫战略相持。
战略反攻就是敌人已大部消灭，由盛转衰，数年内全灭。
五年复辽，战略反攻，实际是这个含意。
问题是袁连战略防守都办不到！还欺骗国家，欺骗皇帝，已达战略反攻，五年复辽，全灭后金。
袁崇焕只会糊弄人，把进驻缓冲区，当作收复失地。
广宁离沈阳几百里，沈阳以北开原，铁岭还有几百里纵深，向东抚顺，辽阳也有几百里纵深，还不包括更远的吉林。
所以广宁只是建奴一个正式的，较大的前线据点，说实话丢了，也无损大局。
何况袁崇焕只修到广宁边上，连攻城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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