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应该没有人喜欢当亡国奴，晋商也一样。
但晋商和东林党在客观上，狠狠的推了大明一把，把大明推入了万丈深渊。
东林党要求在关外增兵，巩固开拓关宁锦防线，不让孙承宗多年的努力成为泡影。
阉党觉得除留下便于据守的宁远城和觉华岛，尽数撤走关外大军，以缩减军费开支。
韦宝的防御思路与阉党其实是一致的。
但韦宝不赞成全部撤走，韦宝的思路是山海关守军五万，蓟州两万，关外三万，重点防御几个城堡。
事实上，现在的蓟辽防务就是按照韦宝的思路执行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魏忠贤似乎觉得十万人还多了。
韦宝明白魏忠贤是怎么想的。
魏忠贤其实知道韦宝完全控制了山海关的兵马，甚至可以说，山海关的驻军，已经沦为了韦宝的私家军队。
这一点很难改变。
与其如此，不如进一步撤军！
把关外的三万大军也一并砍掉，等于将辽东防务一起打包给韦宝和吴襄管了，朝廷基本上不管了，每年七万大军的军费，大明朝廷还是负担的起的。
所以，东林党是无脑极左思想，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会空谈。
阉党是极右思想，撤军撤的有点离谱了。
只有韦宝的思路是靠谱的，取中间值，用有限的兵力防御，与建奴拼消耗，打持久战，拉锯战，不再投入，也不再缩减。
关宁锦防线其实在韦宝看来，很鸡肋，在天启时可能有用，崇祯时完全无用。
因为这就不是一条防线，孙承宗提出在辽西修建堡垒群，是用来进攻的，目的是缩短后勤线，一步步往前挤压。
他自己给天启的奏疏里讲得明明白白，后来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孙承宗时也讲得很清楚：“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
这段话在说的就是孙承宗的战略目标。
如果孙承宗修堡垒就是用来防守，李鲁生也就不会这么弹劾他了。
说白了，孙承宗就是告诉大家要修城往前打，结果打不出去，十几万人天天在前线花钱，完全背离了孙承宗当初对朝廷的承诺。
孙承宗的战略走样了，把进攻搞成了防守。
孙承宗此战略可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明朝在辽西必须有足够可用的野战部队，军队有能力进攻；第二，西翼必须笼络住蒙古，必须让蒙古人亲明；第三，东翼必须有力量袭扰后金，登莱水师，东江，最好朝鲜也能配合。
孙承宗在天启朝提出这一战略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基本成立，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所以说可能有用。
但用处不大，劳民伤财，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韦宝其实一直与孙承宗的军事观点不契合，甚至有无法调和的矛盾。
孙承宗上任后花了大量时间组织军队练兵，但局势的日益恶化打破了他的幻想。
明朝已无能力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与后金野战抗衡的可用之兵，孙承宗这时才发现辽西的水很深，同时也意识到了朝廷的财政问题，拼命地辞职要走人。
去职后的孙承宗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反对修建锦州。
其实，在孙承宗回到老家之前，已经被韦宝的能力和实力征服了，认可了韦宝的防御策略。
在原本的历史中，十三年后到辽西调研的洪承畴也反对在锦州大兴土木。
韦宝、洪承畴、孙承宗都看到了在缺乏野战精兵和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在锦州囤积重兵有多么的危险。
所以关宁锦防线，在该战略的提出者眼里，就不是防线，是用来进攻的跳板。
一旦不能进攻，它的作用就失去了。
用于防守，就像李鲁生说的，只能“坐地自困”。历史的结局也验证了这四个字，几百年后的辽沈战役，也在锦州城验证了这四个字。
到了崇祯朝，随着皇太极在西翼搞定蒙古，在东翼搞定朝鲜，明朝又自断东江，另两个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随后就是清军绕过关宁锦防线的五次入关。
此时战略态势已完全不同，清军打通了两翼，处于非常强劲的进攻态势，对辽西形成了钳形攻势，辽西成了绝佳的围点打援之地。
明朝的最佳选择是优先保卫关内的京畿安全，重中之重是加强蓟州、山海关防线，即使清军来攻，在家门口自己的主场决战，后勤和援军都有保障，也比远在锦州的胜算要大。
魏忠贤在这一点上，头脑思路是很清晰的，与韦宝不谋而合。
还死抱着锦州，实质是陷入了“衔尾蛇困局”，如此一来，松锦之战被吃掉六万精锐的结果是必然会发生的。
实际上崇祯对此也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和大臣讨论过要不要收缩，军队将领和兵部文官也多次有人上疏提出放弃锦州转而加强蓟州防御。
至于为什么这个决策始终没有做出来，有个词叫“沉没成本”，投入巨大，尾大不掉，围绕辽西在边军和朝堂已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
从崇祯优柔寡断的皇帝生涯看，崇祯就不是一个有睿识的君主。
在韦宝看来，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水平是有的，至少完爆崇祯。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可能天赋比不上他爷爷万历，万历是懒但水平高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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