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证明魏忠贤也是这么做的，说明魏忠贤至少是一个头脑一直很清醒的人，不是赵高那样的太监。
天启皇帝快要驾崩的时候，魏忠贤以九千岁的尊贵之躯，屈膝于皇帝榻前亲尝汤药，端屎倒尿，尽显老奴本色。
天启皇帝驾崩之后，魏忠贤拗哭不已、如丧考妣。
魏忠贤表现出的不只是对天启皇帝的忠心，甚至是对整个大明朝朱家天下的忠心。直到最后关头，崇祯皇帝拿下他的时候，他都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因为自始至终，魏忠贤都认为自己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天地可鉴。
既然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皇帝陛下一定能给他存身之所。至少也可以做一江南富足翁。
魏忠贤虽然对东林党痛下杀手斩草除根，但在政治上却是很忠诚的，死到临头还在忠心耿耿地守护大明社稷。
魏忠贤除了有皇帝的背景，最重要的是他跟皇帝的利益是站在一边的。
在涉及到利益问题上。皇家的利益跟官僚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东林党代表的是官家地主豪强。
而魏忠贤代表的则是皇家的利益。
辽东问题可以说是大明最为重大的国家开支。
在这个开支的问题上，东林党成员一致认为，费用应该由皇家出，因为之前万历皇帝。推行了著名的抢钱计划矿税。
这种抢钱计划对民间经济是具有伤害性的，于是该皇家出钱了。
皇家出了四五百万两白银，皇家的钱花的差不多了，该东林党出钱了，结果东林党都以百般理由，拒不出钱。
所以魏忠贤一上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索贿，他不可能跟东林党和平相处。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天启四年，商税从前一年的322万两猛增至548万两、次年亦为548万两，同时，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也从天启三年的60万两增加到220万两、次年亦为220万两，两年内针对小农的田赋基本没有增加。
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300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自从万历年间皇家为了抢钱开了很多“皇店”之后，官僚阶层也开了很多“官店”，所以叫他们官商一点也不为过。
如此税赋比当年万历皇帝的“矿税”有过之无不及。
代表官商经济的东林党，当然要跟魏忠贤死磕。
所以后来出现了主炮手杨琏历数魏忠贤24大罪状。
在炮轰无效的前提下，魏忠贤更壮了胆子。
魏忠贤要干掉东林党，是要抢夺官商阶层的财富，魏忠贤并没有抢老百姓。
从这一点来看，魏忠贤可比崇祯皇帝强多了。
魏忠贤也与韦宝之间有了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韦宝也是绝对不从老百姓身上抢钱的。
至少韦宝不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抢钱。
韦宝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拼命打压地主阶层，他拿一半财富资源，留一半资源给当地老百姓。当然，韦宝有时候，也会留一点给皇权，给魏忠贤和朱由校。
而崇祯皇帝为了应对辽东问题，应对西北变民的问题，先后加了四次的重税。
这些重税是通过官僚阶层向民间征收的。
崇祯皇帝彻头彻尾的搜刮的是老百姓。
搜刮老百姓的帝王倒成了后世不少人同情的对象，搜刮官商阶层的太监成了万民唾弃对象。
没办法，谁让历史是东林党这些知识分子编的呢？
崇祯皇帝最后征税的结果是导致崇祯死。
北方的平民老百姓被搜刮干净之后，加入了起义军。
这些“造生祠”之徒，都是沽名钓誉邀赏邀功而已。
他们是一种遥相呼应的方式，对上面的态度窥探，是一种政治赌博，用心叵测。
不是韦宝忽略了给魏忠贤造生祠这件事，各地都在造，韦宝手里有天地会统计署，对天下大事小事清清楚楚，怎么可能不知道。
韦宝是不想留给东林党把柄，不想让外人觉得他与魏忠贤是一伙的，故意避嫌。
但就是这一点，最为触怒魏忠贤。
听魏忠贤这么说，客巴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韦宝圆过去了。
银子的事，还可以说韦宝只是暂时欠着，修生祠的事情，韦宝是的确没有搞。
这件事，已经成为了魏忠贤与韦宝之间一块巨大的隔阂。
幸好韦宝没有等魏忠贤催他去辽东，便主动来京城了。
韦宝来就是要解决魏忠贤的心病。
魏忠贤听亲信太监称韦宝求见，对客巴巴笑道：“说曹操曹操到，这小猴崽子来了。”
“来了最好，有什么事情说开了就行，我觉得韦宝要不然就是忘了，要不然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修生祠才花费几个钱、大家都在修，他为什么不修？肯定有他的道理。”客巴巴道。
“正好，也省得咱家派人送信了，这回就让他直接去辽东吧。”魏忠贤点头道。
韦宝这趟来京非常匆忙，在与李精白、王从义和刘养噩喝了一顿酒之后就走了，将海防总督衙门一大摊子，一股脑的甩给了吴三辅。
吴三辅还是新手，虽然有些交际天赋，却并没有实打实的当过主政官员，更不要说一上来就接管这比巡抚和总兵加起来都大的多海防总督衙门的事务了。
进了位于京师的总裁府，韦宝见过了张美圆之后，吴雪霞还在问，“你就这么相信我哥啊？他能管的下来海防总督衙门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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