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大明风骨最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到了明后期，后金连连向辽东发起攻势，大明也没有动过议和的念头，反而是后金主动提出议和的意愿。
如果大明在开国之初有过跟外族议和的先例，那么明末谈议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力。
不光是面子上的问题，利益上，大明也无法接受议和，议和将认可后金占领辽东大部分地区。
与后金议和虽不会有如宋辽、宋金和议那般的屈辱，皇太极还提出愿意降格、地位在明朝皇帝之下，但议和肯定意味着要承认后金对辽东大部分地区占领的事实。这对大明来说，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辽东地区自春秋战国始就成为汉人的世居地，对大明来说，少数民族居住的羁縻地区可丢，汉人世居地绝不可丢。
所以奴儿干都司等地区可丢，辽东绝不可丢，一旦丢失汉人世居地，就丧失作为大一统王朝的依据，北宋的统治区域并不比秦朝少多少，甚至实际有效控制区域比秦朝还大，可是就因为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就不能算是大一统的王朝，所以终北宋一代始终对燕云十六州念念不忘，即便极为不务正业的宋徽宗，当发现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也很想抓住以求名留青史。
所以不管后金在辽东如何的兴风作浪，大明是断然不能承认后金对辽东的侵占的。
与后金议和多受宋朝时期议和影响，使得一谈起议和就与投降卖国屈辱联系到一起，凡主议和的就与秦桧划上了等号，朝野上下对议和都极为排斥、舆论压力太大，使得谁也没有勇气与担当来谈议和。
就算大明朝廷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想通了，但实际操作也有问题。
过去民间兄弟分家都需要找家族族长等在地方上有威望的人来作为公证。而西方国家间之所以有议和的传统就在于有许多与其实力相对称的多方力量作为公证加以制衡，任何一方主动撕毁合约的代价都显得极为严重。
而明与后金的议和跟宋辽、宋金间的议和一样，都不可能有公证方。总不能找西夏、朝鲜这些相比无足轻重的力量来作公证，所以这种没有其他相对称的力量加以制衡的议和其实很脆弱，宋金议和就被双方多次撕毁。
所以即便大明与后金达成了议和，只要发生了像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城那种让后金觉得有可趁之机的话，那么后金也肯定不会安守本分的。
议和虽对大明来说有多方难以接受之处，但如果大明能以和议之名将后金拖延住岁载，就可以抽调出关宁骑兵迅速平定农民军，关外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只要固守即可。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部队大多数都是流民，跟黄巢一样，因为军队战斗力赶不上政府军，没有力量固守一地，经常被政府军追着走，所以只能采取流寇式走州过县，依靠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来补充给养。
李自成提出的“不纳粮”口号虽然容易获得百姓的拥戴，但这种“口号”却极为荒唐幼稚，短期可以靠抢掠来维持，长期的话除非靠不需要吃饭才可以维持。
这种从没有建设一方、只有破坏，流寇式的，没有基地就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所以才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很难有所建树。
而明末的农民起义也并非是由朝政腐败黑暗或者暴政引起的，明末的农民起义爆发局限于一地、一域，早期是由陕北灾荒引起、后期是因河南大灾荒而壮大。
而并非像秦末、隋末、元末那种完全由于暴政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全国大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所以明末的农民起义不像秦末、隋末、元末那样完全不可剿灭与安抚。
大明之所以多次剿而不灭，有很多原因，天灾伴着人祸，始终腾不出手来专门对付农民军，或者专门对付建奴，这是重点。
满清入关后，之所以很快就能消灭农民军主力就在于满清是以骑兵为主，李自成、张献忠跑到哪满清就追到哪，使得农民军得不到休息与补充。
后金之所以对议和比较热衷，在于其虽在辽东占有军事主动，但只要大明在辽东凭坚城加以固守，其缺乏攻城器械只能施行长期围困，收效也甚微，至于要取代大明而据有大明天下，就算是在建奴这方面的人看来，也不过是痴心妄想，偶尔拿来意淫一下而已。
大明不是两宋，大明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建国国策，其中“筑城”是最核心，“筑城”是大明的国策并贯行始终，后世残存的各地古城墙基本上都是大明时期修筑的，大明以前的城墙基本都是夯土结构，经不起风吹日晒雨淋、时间的打磨，而大明是以烧砖筑城墙，城墙更牢固、更结实。
直到抗战时，在长城一带、在南京、在其他古城还经常依靠大明修筑的古城墙来作为防御工事与日军对峙。
两宋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之所以处处被动就在于其城防体系过于薄弱，而对方骑兵又极为机动灵活。
各个城墙都是一个个据点、只要连点成线、再拉线成网，再养些骑兵作为机动力量，这样就可以完全克制住游牧民族的骑兵的机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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