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悲的是，我又不能说这样的父母是完全不爱儿子的。在婚礼之前，他们与儿子拥抱嬉戏，咬他的胳膊，叫他“小胖”，那一刻时光倒退，真的是天伦之乐，舐犊情深，我毫不怀疑这样纯真自然的亲情——这原本应该是我们的伦理学的起点和追求的幸福目标，然而它却演变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毁灭——回到传统立场，传宗接代的大业绝没有让步的余地。其实父亲也年轻过，也逃过婚，不过小小的反抗很快就被强大的传统招安，或许只要结婚对象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父亲是乐于承担延续香火的使命的。对于这一文化传统，他认同了，承担了，并且规范内化为道德，他律变成自律，他又成为了传统的卫护者，去继续压迫下一代人。我想，父亲不是死板的，他有感情、有爱，也会感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还是站在传统一边，不由自主地。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能改变什么——永远不能越界而出。
就这样，围绕着传宗接代的伟大蓝图，所有人都在演戏，还是戏中戏。先是儿子等人合伙骗父母。当父亲发现骗局而又装作不知，他就在更高的层次上骗着所有人。但父亲也不是全知的，母亲后来也知道了儿子的取向，父亲未必知道母亲这一发现，于是母亲和儿子合伙对父亲构成了欺骗。父亲不知道儿媳要堕胎，母亲知道却无力阻止，这就是儿子和媳妇对父母的又一重欺骗。最后矛盾解决时，儿子说：“我终于告诉他一件真事了。”岂不知父亲知道了多少真事，又告诉儿子多少？我不否认生活中有时需要欺骗，但是如此登峰造极，恐怕真是印证了鲁迅先生的断语——“瞒和骗”，不仅适用于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在评价《喜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同样准确。个体间的情感需要重重的隐瞒和欺骗来维系，而每个人在行骗和受骗的虚假中竟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在一个谎言的系统里，元素间却构成了和谐平衡的共在。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悲哀，但也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如果我因相信而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我可以通过善意的欺骗传达了我想给予别人的体验，那么真实本身的重要性又有几分呢？而且经过多个主体间一层层一环环的瞒和骗，真实早已无处可寻。矛盾的解决是儿媳妇威威个人的、偶然的选择——电影给出这样的转折就像哲学上“危险的一跃（leap）”，就像乔伊斯的顿悟，就像禅宗的棒喝。或许出于母性焕发，或许根本没什么理由，威威与伟同离婚，但留下孩子并独自抚养长大。这个转折完全不能从之前的情节推断出来，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必然性，威威的选择与伟同、伟同父母没有任何利益的或情感的关系，她选择堕胎倒是合乎逻辑的——骗局撑不下去了，那么结束，分手，也没有必要留下孩子。而她的选择只为她自己，她要孩子，但不是作为高家的生育工具。就在事情按照逻辑推演无法解决的时候，导演抛出一个偶然性来解决，显然，威威的选择根本不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也不是她的处世哲学。父亲最后那句“高家会感谢你的”是我观影的最后一个冷战，与威威相比，这话是多么庸俗和低下。这是哪家哲学的高明？这是哪种文化的胜利？而终于这假结婚的喜宴终于来临，二老终于笑了，而情节也更加精彩。葳葳的不甘心在人影幢幢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释放，隐藏她伪装出来的不情愿中。伟同满脸愁云却只能耐心招架宾客无数的胡闹要求。一边深爱伟同的赛门只是在满座喝彩中兴味索然地拍拍手沉默。“那是中国人五千年的性压抑！”
而闹剧之后，事实渐渐浮出水面，每个人都表现出了一份宽容与勇敢。
对于伟同，他还是向母亲坦白自己的同志身份，说明了这是一场用来抚慰传统双亲的假结婚，他真正的伴侣是那个从一开始客客气气的开朗的赛门。“妈，同性恋的人能够在各方面合得来凑合在一起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跟赛门都很珍惜对方。”这份勇气连一旁偷听的赛门都不敢置信，这个伟同打算用一辈子来保护的秘密，这个一切闹剧的源头，伟同就是这样勇敢的说出口。
对于母亲，她猜到葳葳打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在伟同和葳葳出门的瞬间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了过来拦住，可还是拦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俩开着车走人，那可是她日日夜夜叨念的孙子，是她嫁给这个家一直秉承的信念：子嗣。她没有办法只能放手，她羡慕葳葳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也任凭这命运刀割着她的心。
对于赛门，对于这文化外地闹剧，他笑着眼神却有说不出的情感。他因为葳葳的怀孕终于宣泄出情绪，却还是做了一个最好的伴侣。他认真着，体谅着，他隐忍着，闭眼放任着。
最后，父亲对赛门说出英文，表示自己至始至终都知道，都认可赛门，并将儿子的幸福托付给他。而他没有说出口的，也不必说出口的，是他那句“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父母不易做，儿女也难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世界容不下这样的情感。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纵横战场却要向这样的世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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