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马士英心里却感到委屈，‘分绝户’不仅仅是天津一地独有的现象，全国各地，特别是偏远穷困的地方，千百年来，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发生。甚至，兄终弟及，族兄弟连人带家产全盘接手的，也不再少数。
究其原因，不外乎此时的人们都是聚族居住，家产、族产分割混乱，人们意识里，个人从属于家族，其财产自然也属于家族共有。这和后世的财产继承顺序明显违背，难怪朱由校会这样郁闷。
可意外的是，朱由校并没有对马士英一干官员进行惩处，而是让他带着侯氏到天津审判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诉讼。
马士英巴不得从这件事里面脱身出来，让人给侯氏换了身衣裳，直接了当的送到了审判庭。出于谨慎，随后一段时间更是借口公务繁忙，对这件事不发表任何看法。
饶是如此，可区区一介女流状告夫家族兄弟霸占家产，对传统的家族财产分配形式进行挑战，还是在大明引起悍然大波。京师、天津等地报纸对此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长篇累牍报道，又解析侯氏的背景，从各种途径分析这件案子的最终结果。
一些有志于法学的儒生，纷纷赶到天津旁观此案审理，就连大理寺，也派出了以大理寺少卿为首的观察团，到天津旁观此案的审理。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关注此案审理的团体是那些儒学大家们，他们一方面认为‘分绝户财’是陋习，要严禁；另一方面却坚持认为族产高于家产，分支绝嗣后家族有权收回家产。
但毫无例外的，都对侯氏夫家霸占完家产后，又将侯氏反手卖掉感到愤慨，认为这样混淆良贱，实在可恶。
在报纸和士林的不断争论中，侯氏状告夫家族兄弟霸占家产案终于开庭。一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侯氏有没有资格继承丈夫的家产，双方讼师在审判庭上反复辩论，却始终没有明确结论。
不得已，负责案子审理的推官中止了辩论，试图通过调解来了结此案。
可在侯氏所获得的补偿是家产，还是补偿金，或者赡养费上，双方又发生了争执。无奈之下，推官只好决定，启用陪审团，让陪审团来决定侯氏有无资格继承丈夫家产。
帝国司法制度改革，增添了一个陪审团制度，可在实际运作中，这项制度却受到了各级法官的不公开抵制。除非诉讼双方争执不下，诉讼的事情太难决断，法官们是不会主动提出采用陪审团的。
不过，侯氏这桩案子影响实在太大，诉讼双方又各有强大的民意进行支持，主审此案的推官实在不敢妄下决断，只好撩起陪审团制度，准备通过陪审官的不记名投票，了结此案。
经过三个多月的审理，接近年底的时候，天津审判庭终于做出判决，侯氏有资格部分继承丈夫财产，侯氏的夫族，应当把其家产的三分之一归还给她。
侯氏的夫族不服，当庭提起上诉，可在场观审的北直隶行大理寺官员，却明确表示，行大理寺即便接受此案上诉，也将支持侯氏部分继承丈夫财产。
消息一出，整个大明就沸腾起来。
各地百姓不解，怎么自己家的财产要分给一个外人。
可那些子嗣困难的妇人，却个个欢声笑语，对这桩案子的判决大呼万岁。
次年二月，大理寺宣布将此案收录为可参考案例，各级审判庭遇到同等案件，可援引此案例为依据进行判决。
同时，大理寺还解释了此案的审判依据，夫妻同体，不仅仅体现在礼制上，还要体现在财产分割上。即便有子嗣传承，在妻子没有去世之前，丈夫分割财产时也要留下三分之一供妻子分配。
可惜的是，大理寺审判在这样宣布的同时，碍于舆论强大的阻力，又进一步明确，妻子如果改嫁，能带走的财产只能是夫妻财产升值部分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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