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黄嘉善点头答应下来，朱由校轻轻的叹了口气。
他贵为皇帝，拥有至尊无上的权力，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将那些参与走私的晋商全部擒拿归案按律严查，理论上也仅仅是一句话的事情，用不着和委屈求全和人商议。
可在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些晋商能明目张胆的走私，肯定是一方豪强，勾结了地方官员边镇军将不说，在朝中也会有人支持。
朱由校若是大喇喇的下旨严查，不等圣旨传到山西，就会有大臣出面劝阻，说锦衣卫无中生有鱼肉百姓。到那时，走私的事情肯定是笔糊涂账，最后不了了之。
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朱由校才把黄嘉善也一起瞒了过去，用加强山西军备做幌子，直接派心腹大臣过去收取权力，顺便把晋商走私的案子给办了。
可惜的是，朱由校的算计并不是很高明，其他人不明白其中的细节，也许会被朱由校瞒过去。但对黄嘉善这个当事人来说，稍加斟酌，虽然不知道皇帝设立山西总督的真正原因，却明白了皇帝另有盘算，加强山西防御只是个幌子。
只不过，这件事对黄嘉善有利无害，他就点头答应下来，又和皇帝闲聊几句，才起身告退。
……
就在朱由校分派人手，准备对晋商动手的时候，和李琦达成协议的王永斗也回到了家中。
“事情谈的怎么样？”刚一进门，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亟不可待的响起。王永斗定睛一看，才发现屋子里坐着好几个文官大儒，均是山西出身。出声问话的老者五十岁左右年纪，胡须花白，相貌威仪，正是自己的父亲，蒲州王氏的当家人王兆铭，现任户部侍郎，正三品官员，在朝中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幸不辱命。”王永斗眉梢一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已经和李琦谈好了，他会联络官员上书，以新政大讲财利之事，过于盘剥百姓为由，反对变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声势造出来后见机行事。”
在王永斗的威逼利诱下，李琦终于屈服，被迫答应做晋党的马前卒，为王家火中取粟。当然，王永斗也做出承诺，在皇帝屈服，朝廷大权重新掌握到文臣势力手中时，就联合各方势力为李三才翻案，让李家重新站到阳光之下。
听到儿子得意的答复，王兆铭满意的点点头，“有东林党站在前面，哪怕事情有所波折，也不会牵连到我们身上。”
王兆铭的话，让在场的人精神一振，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
自从万历十六年致仕在家的王崇古去世后，三十多年来晋党一直都没有特别出色的领袖人物。表面上看，每科科考中山西出身的进士有很多，各地为官的山西籍官员也不少，晋党实力依旧不容小觑。可在决定国策动向的最顶尖层次中，却缺少来自山西的声音。
朝廷顶尖阶层没有山西的声音，就意味着别人大口吃肉的时候，山西人只能吃些残羹剩饭。比如边贸和海贸，都是能赚大钱的买卖。海贸暂且不说，山西离大海十万八千里，一时间还没有能力把势力扩展到海上。
可边贸，却是山西人经营多年的老行当。在这里面吃饭的山西人数量多，资金雄厚，路也熟悉，按理说怎么也撇不下晋商。
只是，朝廷的边贸政策一出来，山西人就傻眼了。
从渔政衙门里分拆出来的海关，成了负责大明对外贸易的最高衙门，在各地官府登记在册的商行，还要经过海关批准，才能获准和东蒙古人贸易。而能获准的商行，全都是有勋贵背景的商行，原本参与边贸的晋商商行，要么关门歇业，要么送股份给勋贵换取支持。
光着一项，晋商每年都要损失数十万两银子。
无奈之下，以王家为首的晋商，只能忍痛抛弃东蒙古这块肥肉，冒着得罪朝廷的危险，和西蒙古开展走私贸易。
只是，走私贸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在东西蒙古对峙，朝廷摆明态度支持东蒙古，准备和西蒙古决一死战的时候，和西蒙古勾勾搭搭，很容易被政敌攻击，成为投敌卖国的叛徒。
有识之士们不愿坐以待毙，可如何摆脱面前的困境，却各有主张。这时候，晋党缺乏强力领袖的弊端就暴漏无疑，由于内部势力太多，还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山西人根本不能真正的拧在一块。所设想的脱困方案，众说纷纭不说，还相互矛盾。
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一个白须老者就站了起来，干咳两声，道，“王大人，老夫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用的虽是征询的口吻，架子却端的很高，不等王兆铭回话，老者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当今生性宽厚，施政虽有不足之处，却能从谏如流，称得上英明之君。王大人世受皇恩，理应精忠报国，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就和李琦这种目无君上大逆不道之辈勾结在一起。”
老者的言论，将王兆铭的脸皮狠狠的撕下了一层，气的他脸色发青，却碍于老者的辈分太高，话到嘴边，又忍了下来。
王永斗年纪轻，养气功夫还未到家，看到老者对自己尊长出言不损，当即就拉下了脸，“宋先生此言差矣，家父联络李琦，是为了乡梓少收朝廷搜刮，怎么能说是为了一己之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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