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快节奏的知识体系搭建得太快，根基不够牢固。
汉语母语者学东西要浅尝辄止很容易，但如果要学问大成到无懈可击，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巩固知识体系，慢慢夯实基础。
用量子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记忆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复巩固，才能形成更稳定的规律。
这个重新夯实基础的时间，其实比英语母语者短不了多少，基本一致。
可能有部分天才会表现出个体差异化，但陈锋会从更全面的整体框架考虑问题。
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层面，快思维的专家级学者占比更高。
但在顶级知识分子的层面，快思维结构吃到的效率红利被吐出来了。
目前全球顶级科学家中汉语母语者占比较低，甚至远低于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
对于这种差距，比较外在的说法是国情差别。
因为快思维的主体——中国目前是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并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需要面对慢思维社会构建的科学封锁线。
在很多领域内的相对落后是客观事实，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
大部分出生在汉语环境中的学者必须先突破封锁线，才能获得真正的顶级知识，快思维的中国比慢思维的欧美多了一重困局。
比较唯心的说法便是陈锋这所谓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论。
快思维的社会结构里普通民众的基层知识更好，但在顶层的阶段，快思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效率衰减。
理论上，如果快思维母语者本身性格比较沉稳，在学习和累积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维者那样一步步夯实基础。
但这又多了个性格沉稳且坚韧的先决条件，因此从比例上讲，慢思维的确容易出中坚层的知识分子，并导致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例出现差距。
在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上，快思维母语结构的人稍微落后。
原因很复杂，也很多方面，陈锋现在也只能执拗的认为无论何种母语，登顶时代知识终点的难度是一样的。
只是现实世界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如此结果，所以他也只能以既辩证又唯心的想法来看待世界。
他认为，最完美与省力的捷径，是将两种语言的环境完美融合到一起，让后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分快慢结构的思维。
这是先天的融合。
在他身边有个最鲜活的案例。
从小就生长在双语环境，母语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学者赖恩。
诚然，赖恩的成功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脱不开干系，但他的存在起码也给陈锋奠定了信心。
同时陈锋也要追求后天的融合。
真正的学问家可以跳出先天母语环境的束缚。
幼时生长在汉语环境，在成长阶段进入英语环境，然后以极强的学习能力熟练掌握英语，并将两种语言的优势汇合到自己一人的脑子里。
这种后天的完美融合可以选出的代表人物更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童第周等人。
陈锋觉得这也不错，起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但或许有人会质疑他，对他的看法表示不服，并讽刺他，“你是不是认为纯汉语环境出不了大学问家？”
陈锋则只能无奈的表示，有，但数量和质量还不够让人满意。
并且全球化的意义就在于融合，你非要退融合，只守住自己的语言，那不是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
每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宝贵思想，每种思想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多元化的语言是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你偏偏要放弃到手的财富，去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
那当然是不可取的。
世界上的优秀学术论著本就既有中，又有英。
你只看中，不看英？
那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片面化了。
这样还指望能出大学问家？
这时候杠精们又有话说了。
那为什么不能把所有有价值的英文论文全部翻译成中文？
陈锋则会两手一摊。
就算他能靠这先知先觉甄选出哪些论文具备价值，也能组织出足够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翻译。
但却不能忽略了一点，学习者本身的完美领悟需求。
一种语言的文章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改变的不仅仅是表层的意义，其逻辑内核也必然将在这个转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流失。
只看译文的结果就是，你吸收的东西一定会呈现出部分片面化。
无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一样。
陈锋想打赢千年之后的战争，所以他得追求极致，从现在开始就要探索符合人类大脑结构的完美逻辑运转方式——快慢结合，中西不分。
他要让后人的大脑里方块文字和拼音文字并行，随时随地无缝切换。
然后，当后人的知识水平不断拓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再自行选择接下来的侧重点。
如果部分后人准备从事纯技术工种，则以中文为主。
部分后人准备从事最纯粹的理论研究，则让其思维模式逐渐偏向英文。
这是一种相对的侧重偏向，在具体实践中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呈现不同选择。
最后必然还有一小部分人从不同的道路殊途同归，对两种语言自然而然的都掌握到熟练精通，可以既广且深的涉猎所有核心知识，成为引领时代的大学问家。
至于陈锋如何实现这看似天方夜谭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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