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和李孔荣交谈都有所得，陈嘉庚这一回弄清了左派右派，但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还变得更多。汽笛长鸣，远处灯塔的灯光闪亮，他不再往前走了，就站在一棵棕榈树下再次说道：“汉盛，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左派。到底是左派好还是右派好？左派的不好在哪里？”
陈嘉庚赈济事业办的不少，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是左派，可听李孔荣的意思，左派并不好，他就想知道是哪里不好。李孔荣还在想自己为什么不得不是右派，闻言便道：“各有好坏吧。右派太多，社会就会冷血绝情，唯利是图；左派太多，看上去温情满满，可大家都在等救济，又有谁去劳作呢？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右派当道，战争之后是左派当道，战争太残酷了，大家还是觉得没有战争的世界更美好。”
“是啊，打仗是不好啊。”陈嘉庚深深点头，他完全赞同这一点。
“打仗便如打架，一个男人不敢、不擅长打架是保护不了老婆孩子的。”李孔荣表示反对。“男人什么都可以丢，可绝不能丢枪。因为他的一切都需要枪来保卫，但左派觉得枪是暴力工具，应该丢掉，并深信假如所有人都丢掉枪，世界就实现了和平。巴黎非战公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一个稍具些正常常识的人都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但法国人就干了，还不亦乐乎，他们会在今年之内将被德国纳粹征服，就是因为太左了，不亡国没有天理。
虽然大家不愿意听、更不愿意承认，但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事实上全来源于武力。都是华人，为何南洋华人和国内华人会一富一贫？除了海峡殖民地是东亚要冲、除了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英帝国的武力保护着这里。更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华界和上海租界，仅仅一路之隔，两边的房子就造的很不一样，地价更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租界有洋人保护，华界只有国苠党保护，一打仗大家全躲租界而不是华界，游资也跟过去。上海租界马上就要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一次战乱大家都躲进租界，因为洋人的武力东亚任何势力都不敢轻易冒犯，在那里财产和性命能得到保护。
左派仇视武力，认为这是暴力之源；他们也见不得竞争，特别不喜欢资本家，认为资本家赚取的全是劳工的血泪。这些人不清楚或者不愿清楚，他能在租界里写文章唾骂帝国主义、贬伐杀人如麻的战争，正是因为他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保护，没有这种武力他不会有写文章的自由；这些人同样不愿承认，他们喝的咖啡、抽的香烟、刮的火柴、穿的西装，全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鞭策着劳工不分日夜生产出来的，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也就没有廉价海量的商品。反正，我觉得左派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太过理想天真。哪里有左派哪里就衰退，这几乎成为定例，海军是不喜欢左派的。”
李孔荣觉得自己说的太多匆匆结束，陈嘉庚却听得兴趣昂扬，他虽然自认是左派，可身为企业家当然知道资本家的作用。“那是不是说国苠党是右派，共产党是左派？”他饶有兴趣的继续问。此前说的都是理论，现在才开始联系实际。
“都是左派，不过共产党比国苠党更左一些。国苠党认为应该抑制资本家，把财富留给小资本主，共产党主张必须消灭资本家，把财富集中起来分配。”李孔荣继续阐述，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陈嘉庚的支持。
“可现在看来国苠党没有抑制住资本家啊，倒是弄出一些贪官污吏。”陈嘉庚不太相信国苠党也是左派，多次回国的他只觉得那些人个个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这是吏治国家的通病。”李孔荣道，“中国从秦开始就是典型的吏治国家，一千多年下来，做官不但有讲究还有专门的文化。国苠党遏制民间大资本家的结果就是倚重各级官僚，官僚手上有权自然要贪，下午说的那个枪毙偷狗士兵的连长，他就是个典型的官僚。”
“那共产党呢？”陈嘉庚追问道，“共产党好像……”
“共产党一样倚重各级官僚，甚至比国苠党更倚重。现在听不到贪污那是因为陕北很穷，以后进了北平就不一样了。再就是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比国苠党严的多，重庆可以出版新华日报，延安却出版不了中央日报，你去延安图书馆，很难找到国统区普通图书馆能看见的书。你也听不到民变事件，好像所有人全都拥护政府，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很假。
国统区常常因为征兵交税起民变，陕北为什么没有？难道陕北的老百姓更爱国？这当然不是。哪里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纳粮，这是华人的天性。像日本人那样，参军体检不合格就上吊自杀是几十年军国教育的结果，共产党在陕北时间很短，他们不可能改变这种秉性，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基层控制很严密，你家里有几个男丁、每年收多少粮食当地政府一清二楚，你不当兵不纳粮就要背井离乡。”
“真是这样？”陈嘉庚是相信李孔荣的，可他说的这些和他平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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