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又来。过了年以后，六年级的寒假也就结束了，再开学的时候，我转了学，转到哪儿了呢？
西村，这时候的西村，教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我舅舅，也就是我母亲的哥哥。我舅舅属于是高中学历，虽然高中没毕业，又会写毛笔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给耽误了，可能成就不止是个扎纸人的。当时，舅舅在他们村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了，他们村的村长专门请他到他们学校教毕业班的。
我舅舅也没啥教学经验，不过就是再不济，也比我们学校那个初中都没毕业的黄毛丫头强，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呢，是什么师范学校毕业的正规教师，很严厉的一个年轻的……现在叫我来说，当时她是个还没结婚的年轻小女孩儿，也就二十岁出头，不过在那时候的我眼里，她已经是个成熟的老女人了，又严厉又刻薄。
我舅舅和这个年轻的女数学老师呢，给我小学生涯的最后半年，留下了特别恐怖的梦魇，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他们的教学模式，那就是魔鬼式的、炼狱式的，开学半个月，一口气把教科书通通教完了，紧接着，那炼狱就来了，每天除了做题就是背诵，除了背诵就是做题，我的亲娘呀，一天十节课，上午五节，下午五节，哪里还有啥自习课？哪里还能偷偷在课堂上唱“一剪梅”？
他们那里的学生似乎早就适应了，我不适应，就好像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丁点儿都赶不上他们的学习节奏跟进度，可以说他们全班最笨的大笨蛋都比我强。
当时的每一天都是忍着饿做题，憋着尿上课，中午的时候，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做题，当然了，等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我们做题的时候，班里也就剩下没几个人了，剩下的全是大笨蛋，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不是大笨蛋，只是跟不上节奏。
下午，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我舅舅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背课文，有时候是写那什么读后感，我就感觉我舅舅有点儿糊涂，课文只要背得不流利，稍一停顿，一摆手，回去接着背，背熟了再来，想撒尿，憋着，没有窘迫感，你们就不知道好好儿学，就跟过去的私塾似的，就差拿戒尺抽了。
同样的一篇读后感，别人写好了通过了，回家了，其他同学拿着他的原封不动抄上一份，那同学也给通过，也回家了，等我再抄一次，没通过，回去再写，咋就这么大差距呢，我就感觉我舅舅的文革时候给人打傻了，糊涂了。
六年级那后半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咋熬过来的，反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学会憋尿了。当时把我折腾的，连想胡慧慧跟唱《一剪梅》的空都没了。
好不容易，六年级终于熬完了，跟着就是暑假，说真的，我不记得那年暑假我都干了些啥，或许那炼狱式的学校真给我留下啥阴影，都快导致我失忆了。
当时，只记得暑假快过完的时候，父亲带我到几个初中学校报名考试了，不过成绩都不怎么理想，主要是我写的那字又大又丑，没一个学校肯收我。父母呢，又不想我到西村那个最差劲儿的对口儿中学上。一时间，我去哪儿上初中成了我们家一大难题。
眼看着快开学的时候，王思河来找父亲，他说他给强顺找到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上初中，那里教学质量虽然也不怎么样，不过比西村那个中学强的多，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让我到那个学校上学，父亲一听，就点头答应了。
当时，连我在内总共去了四个，我，强顺，小庆（张永庆），新建（李文金），我们全是同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我记得当时好像已经是九年义务教育了，不过，不上对口学校到别的学校去，就得缴借读费，我们每人每个学期还要缴二百块钱的借读费，一年也就是四百块钱。
在这个厂矿子弟学校里面，除了我们几个，全都是市民子弟，这些孩子们打一出生下来就有个旱涝保收的金饭碗，比我们土里刨食儿的可要高上一等，我们到了那里被他们看不起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几个还都穿着补丁衣服、母亲做的千层底黑布鞋，上个体育课，连个像样儿的球鞋都没有，老师就告诉我们，没球鞋不能上体育课。
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被人看不起是个啥滋味儿，被人鄙视补丁衣裳是个啥滋味儿，回家以后呀，我就缠着我妈，跟我妈说，以后我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
在那个子弟学校里面，我们四个就像四个野孩子，总是玩一些让那些孩子们接受不了的游戏，他们用手打篮球，我们是用脚踢的，他们用脚踢足球，我们是扑上去抢的，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条件简陋，学校就一个足球，谁抢着谁玩儿，到了人家那里，这恶习还是改不了。每天呢，手上脸上都是脏兮兮的，人家全都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肯定，他们肯定没玩儿过尿泥跟屎壳郎。俺们从粪堆底下把屎壳郎用水浇出以后还烧来吃呢。
不过，他们那学校里的女生长得确实比我们农村学校的漂亮，脸长的白，衣服穿的好，还有过去那种市民们独有的优越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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