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浩洋安排指挥机构的时候，陆军与空军的换装工作也开始了。
首先换装的陆军部队是部署在重庆的第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也被戚凯威选为对印作战的头号部队。
这里，不得不提到腾耀辉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想做，却没有做成功的事情，即用战区制替代军区制。
从性质上讲，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军队的职能。军区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国内稳定与保卫国土，属于典型的战略防御型军事结构。战区制的主要职能是捍卫本土与维护国家利益，属于典型的战略进攻型军事结构。
可以说，用战区制取代军区制，正是中国军事力量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黄峙博发起的军事改革，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一支战略进攻型军事力量。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战略转型有关。
在黄峙博之前，中国的主要利益在国内，即以本土防御战略为主。在黄峙博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步提高，急需一支具备战略进攻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
可惜的是，如此重大的军事变革，仅仅十五年肯定不够。
离开总参谋部的时候，黄峙博只为接下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剩下的事情，就轮到腾耀辉来做了。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积极支持腾耀辉出任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因为腾耀辉是海军将领，而且是“大海军主义者”，注定他是一名积极主张战略进攻的军事统帅，也就会完成黄峙博的军事改革。
同样的，这也是黄峙博在退役后一直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军事改革，重点不是海军与空军，因为与陆军相比，海军与空军的根基都不够扎实，所以是军事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相反，陆军的影响力足够大，而且注定会在军事改革中遭受损失，所以陆军才是军事改革的阻挠者。腾耀辉是海军将领，在陆军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黄峙博。如此一来，只有黄峙博坐镇北京，挡住那些阻挠军事改革的陆军将领，腾耀辉才不会受到影响。
即便如此，这轮军事改革进行得也很不顺利。
有本质上的变化，肯定就有形式上的变化，而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撤消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七大军区。
要知道，在腾耀辉当上总参谋长之前，海军与空军基本上脱离了军区。
也就是说，七大军区，实际上是以陆军为主。
撤消军区的话，意味着数百名将领、数万名校官、十数万低级军官要么退役、要么打入冷宫、要么丢掉职务，这等于一下动了几十万人的蛋糕，特别是军区制的既得利益者，即七大军区的主要将领。
为此，腾耀辉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
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集团军固定隶属于某个军区的陈规，首先把卫戍北京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派往南京军区，然后陆续对所有集团军重新做了部署，切断了军区与集团军的直接关系。随后，腾耀辉开始裁减陆军规模，把十一个甲类集团军缩减为八个，七个乙类集团军全部并入甲类集团军，借此机会对集团军指挥阶层大换血，从而切断了集团军内部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最后，腾耀辉才在新的陆军指挥体系下，逐步把一些军区合并为战区司令部，比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与济南军区合并为中央战区司令部，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为南方战区司令部，成都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西部战区司令部，另外增设了印度洋战区司令部与西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必须承认，在对日战争爆发前，腾耀辉的改革并不彻底。
为了降低军队的抵抗情绪，腾耀辉保留了大部分在职将领，结果就是，五个战区司令部都人满为患。
直到对日战争爆发后，腾耀辉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裁减人员，特别是高级将领。
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陆军的在职将领总人数已经由七千多人减少到了四千多人，而且平均年龄由五十三岁降低到了四十一岁。
当时，腾耀辉做的最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裁减掉所有非指挥性质的将领。
说得直接一点，主要就是针对文工部队。
在腾耀辉之前，中国陆军中，仅文工部队就有两百多名将军，而这些人不但不会领军作战，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军人，而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唱歌跳舞，搞些娱乐活动。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将军，那么中国军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对于稳定军心来说，也必须禁止非指挥人员晋升为将领。
在退役前，腾耀辉还推动了“国防法补充案”，对将领性质做了明确规定。
直到二零四一年前后，腾耀辉才基本上完成了由黄峙博规划的军事改革，建立起了以战区为主的指挥体系。
当然，与军区制相比，战区制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五大战区司令部都没有常备作战部队，所有作战部队，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还是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都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只是在有作战需要的时候，由总参谋部分派给战区，并且接受战区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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