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艘标志着中国海军迈入新时代的巡洋舰曾经有几个名字，规划建造时被命名为“共和国”号、项目批准后更名为“中华”号、动工时又更名为“海军上将”号，直到腾耀辉出任海军司令，制订了海军舰艇的命名规范，才正式命名为“北京”号，因此海军编号X1的巡洋舰也被称为“北京”级。
与命名一样，“北京”号的设计与建造工作也几经波折。
早在“黄帝”号服役当年，海军就提出为航母战斗群建造大型防空战舰，以取代防空能力稍有欠缺的052C级驱逐舰。
最初的时候，海军并没考虑建造巡洋舰，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大型驱逐舰上。
二零一三年，海军提交的造舰规划中，就有临时编号为052D的大型驱逐舰，其满载排水量超过了一万吨，配备九十六枚垂直发射的HHQ-9型远程防空导弹，三十二枚垂直发射的中程防空导弹。
只是在审核阶段，该方案被证明不可行。
如果按照海军提出的战术标准，即防空导弹数量不变，安装四部火控照射雷达，战舰的满载排水量至少需要一万三千吨。
虽然美国海军已经搞出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但是如此大的排水量，仍然是一个难题。
别的不说，动力系统就不好搞。
采用核动力的话，排水量偏小，使用效率不高。当时又没有合适的大型燃气轮机，只能采用蒸汽轮机。
显然，海军不会接受这套方案。
原因很简单，从俄罗斯采购的四艘“现代”级已经让海军吃够了苦头。
如果没有第二次朝鲜战争，052D项目要么胎死腹中，要么修改性能指标，比如降低作战标准，减少弹药携带量。
结果，第二次朝鲜战争改变了一切。
虽然在战后最初两年，中国海军非常迷茫，甚至认为航母没有存在价值，更别说其他大型战舰了，但是黄峙博入主总参谋部后，海军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装备建造也回到了正常轨道上来。
在此期间，海军启动了好几种大型战舰的设计与建造项目。
其中就有编号X1的大型防空战舰。
只是，在最初阶段，海军没有拿出防空战舰的具体性能指标。原因很简单，在新的战争环境下，特别是在电磁战环境下，注重远程防空的大型战舰是否还能发挥作用，连美国海军都搞不清楚。
如果远程防空系统经受不住考验，那么就得重新考虑舰队防空战术。
也就在这个时候，电磁对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随后东海战争爆发，防空战舰的价值得到证明。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远程防空系统仍然是舰队最主要的防空保护伞。
二零一九年八月，X1项目正式上马。
因为前期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海军在二零一七年就下达了设计任务，委托广东造船厂与青岛造船厂进行设计，所以在当年年底，广东造船厂就拿出了设计方案，并且得到海军认可。
建造工作随即展开。
能在两年之内完成建造工作，算不上奇迹，因为在此之前，广东造船厂已经在二零一七年的竞标中胜出。虽然海军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才下达订单，但是在此之前，广东造船厂已经完成了建造准备工作。
此外，在建造“北京”号的时候，主要采用了模块化建造方式。
为了平衡南北两大造船厂，“北京”号的姊妹舰“上海”号安排在青岛造船厂进行，而且两家造船厂分别承担不同模块的制造工作，承建的造船厂，实际上只负责把各种任务模块组装起来。
因为海军需要证明大型巡洋舰的价值，所以“北京”号的建造任务排在首位。
按照海军的安排，“北京”号完成海军测试之后，才会下达第二批两艘的订单，也就得让“北京”号尽快服役。
如此一来，相当于两家造船厂同时建造一艘巡洋舰。
从工时上讲，“北京”号相当于在一家造船厂承建的情况下，花了三年半的船台时间才完成基础建造。
这样看来，建造周期就不算短了。
作为中国海军的第一艘巡洋舰，“北京”号的战术指标非常高。
在四台二十五兆瓦燃气轮机驱动下，“北京”号在一万一千五百吨的标准排水量时，最大航速达到三十四节，即便达到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吨的最大排水量时，最大航速也能达到三十节。以燃电交替模式驱动，能以十八节航行七千五百海里。如果直接驱动，则能以三十节航行三千海里。
武器系统上，“北京”号以一套主/被动双模式相控阵雷达为核心，配合四部火控照射雷达能够同时引导三十二枚防空导弹，分两批拦截十六个空中目标，或者同时为六十四枚主动制导的防空导弹指引目标。配合火控系统的，是前后各八套八联装垂直发射系统。标准作战模式下，前后各六套装载远程防空导弹、各一套装载四联装的中程防空导弹、各一套装载远程反舰导弹、或者反潜导弹、或者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因此能同时携带九十六枚远程防空导弹与六十四枚中程防空导弹。作为辅助系统，还有一门一百三十毫米舰炮，必要时可以改装成更大口径的舰炮。末段防御手段上，总共有三套速射炮，并且能在服役后改装成电磁速射炮。主要反潜装备是两架反潜直升机，以及垂直发射的反潜导弹，辅助反潜手段是两具三百二十四毫米三联装鱼雷发射管。电子对抗系统方面，除了两座干扰/诱饵发射器，还有一套拖拽式鱼雷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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