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想方设法把瘫痪在海面上的五艘两栖战舰拖回釜山港的时候，志愿军地面部队开始大举入朝了。
大部队行动，别说欺骗美军的无人侦察机，连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E-8C都骗不了。
既然是将计就计，自然没有多少顾虑。
按照戚凯威的安排，志愿军工程兵在新义州、水丰、满浦与中江四地搭起了三十多座浮桥与舟桥，加上数座跨越鸭绿江的大桥，入朝通道总共开通了近四十条。跨过鸭绿江的不止是三个主力集团军的作战部队，还有大批原本应该在战役开始之后才渡过鸭绿江，专门为志愿军运送作战物资的后勤部队。
按照黄峙博的要求，后勤部队没有编入作战序列。
不是他不想支付高昂的人员津贴，而是没有必要让作战部队背上负担。所有后勤部队都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为此黄峙博专门任命了一名后勤司令。在作战行动时，后勤部队将与人民军一同行动，名义上互不隶属，实际上则借此控制了人民军，让人民军分担后勤保障任务。
这么做，主要就是减轻后勤保障负担。
如果完全由志愿军承担后勤保障任务，至少需要动员二十万官兵，才能为前线的八万将士提供充足的作战物资。现在不是六十多年前，中国不可能动员这么多兵力，也没有理由动员这么多兵力。充分利用人民军的“余热”，在非战斗岗位上发挥作用，志愿军才能把主力放在前线战场上。
只是，利用人民军，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名义上，志愿军是出国作战，没有权力指挥人民军。虽然朝鲜当局形同虚设，最高领导人朴俊哲从平壤逃回来后，只在新义州呆了几天，便随同中国驻朝大使金诚焕去了沈阳，一直没有返回朝鲜，但是朝鲜政权仍然具有独立性与合法性，其行政中心就在新义州。黄峙博要想利用人民军，还得在政治上下功夫。
为此，傅秀波专门委派金诚焕为朝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与朝鲜当局接洽。
志愿军主力部队渡江的时候，金诚焕把拟定好的政治与外交声明交给朴俊哲，让他在数个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把人民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志愿军，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人民军武装力量统帅部，也就是人民军的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机构，朝鲜政府仅保留人事任命权。
只有声明肯定不够，还需要做很多实际工作。
比如在此之前，黄峙博已经插手人民军的指挥机构，安插了大量军事顾问，甚至向人民军的基层部队派遣了军事顾问。在志愿军地面部队入朝后，这些原本隶属于总参谋部的军事顾问将编入志愿军的战斗序列。虽然名义上，人民军仍然由朝鲜军官指挥，但是实际上，志愿军军事顾问才是最高指挥官。
理清了指挥关系，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为了做到虚张声势，让联军认为志愿军的主力还在鸭绿江南岸，大部队过江后，所有后勤保障工作都交给了人民军，而志愿军的后勤部队随同主力部队活动，以便让主力部队看上去更加强大一些。
要知道，此时过江的只有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
三个主力集团军中，已经有近六万名官兵渡过了鸭绿江，正利用人民军修筑的战略防御工事稳步向南推进。
如果联军发现渡江的不是八万人，而是区区两万多人，肯定会有所防范。
箭已离弦，不管戚凯威的伪装战术能否发挥作用，志愿军都将在大部队渡江后的第四个小时发动全面进攻。
与阿伦上将预测的一样，黄峙博把重点放在东线上，而且正是从盖马高原发起突击。
这个战术选择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到底该怎么打，不是由指挥官决定，而是由战场环境决定。
在很大的程度上，地形条件决定了地面战术。
朝鲜战场上，可供选择的反击方向只有三个，即西线、东线与中路。
从地形条件出发，西线肯定不是理想选择，因为平原地区更适合高度机械化的联军地面部队，也能使联军的制空权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缺乏空中掩护的志愿军来说，在平原上作战本身就是冒险。
如果只考虑敌我态势，中路是最佳选择。
问题是，如果从中路发起进攻，也就是从联军东西两线军团之间打开突破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迅速穿插的突击能力，二是足够多的兵力。只有迅速穿插，才能在联军堵住突破口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只有兵力充足，才能在打开突破口之后，扩大突击范围，在整条战线上向联军施压。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没有空中掩护，地面部队的突击速度肯定快不起来。在仅有三个主力集团军、而且只能投入三分之二兵力的情况下，要想全线进攻更加不可能。
剩下的，只有东线了。
由实际情况选择了主攻方向，剩下的战术选择就得看指挥官了。
最初的时候，黄峙博盯着第一陆战师。按照他的判断，动用三个集团军，围歼第一陆战师的难度不会很大。不管怎么说，这支志愿军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步兵，而是拥有大量主战装备的精锐之师。即便没有制空权，只要战术应用得当，特别是充分利用了进攻开始后的几个小时，就有把握包围第一陆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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