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无畏，不知者安心。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不必为以后的种种担惊受怕，不必考虑得太多而费心劳神，过一天是一天。
孟有田少了这种得过且过的快乐，但并不怎么后悔。因为他想明白了，傻根保是很快乐，吃饱了就高兴，但却没人去羡慕，去嫉妒。责任，义务，使他殚精竭虑，也使他看到了奋斗的结果。一个在海边捡鱼的孩子，正在不懈地努力，使更多的人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别小瞧了他的能量，他所推动的地雷战、地道战从一个村，到一个区，再到一个县……不断地扩大着影响，逐渐成为劣势装备下抗日武装抵抗侵略者的有利武器。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能否形成飓风尚有待研究，但地道和地雷的推广运用，却真正地改变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难以置信嘛？那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就以当时的华北为例。抗日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一年前后，华北沦陷的县属超过了五百个，而日军能切实控制的不超过一百个，百分之八十的县是只能控制县城或重点城镇，或者干脆完整县都在抗日武装手里。
若以一个县每天只消灭一个日军来计算的话，则日军每天的损失要超过五百人，这相当于一个满员的步兵大队的一半以上，一个混成旅团五分之一，一个三单位师团的二十分之一，一个四单位师团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反过来讲，也就是平均大约两天可以消灭日军一个大队，五天消灭其一个旅团，二十至四十天消灭其一个师团。
如果这个算法还是过于乐观的话，那减半来算，四天一个大队，十天一个旅团，三个月一个师团，恐怕也会令日军惊掉下巴，眼珠子满地乱滚吧！
聚少成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不断的消耗正是游击战的威力所在。侵略军在无数次的骚扰袭击中不断地流血，却象温水中的青蛙，并不会马上惊跳而起。尽管杀敌的战例中不全是地雷、地道的功劳，但它们却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孟有田不能接触到广泛的、机密的情报，他虽然觉察到抗日战争已经与历史上不太相同，但也没意识到这其中有他的一部分功劳。他当然也不知道他所在的这一片地区在这一段时间里能够连续取得胜利，与整个华北日军的调整布署有着紧密的联系。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不仅深感巩固占领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且国府于一九三年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也使日军看到了国军的壮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遂于一九四零年在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
而东条英机控制日本局势并就任内阁首相之后，他认为日本陆军几乎大部深陷于中国战场，已经无力抽兵北犯苏联。且陆军久留中国战场，不能再有大的作为，但陆军配合强大的海军，在太平洋上还可以大显身手。因此，日本政府狂妄的南进计划，已经付诸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准备步骤。
为此，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一九四一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
而日本军方在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后，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军残存的唯一地区”。
有鉴于此，东条英机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侵华日军提出“一九四一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
就日方而言，攻破中条山，便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计划于一九四一年春夏之时，从华中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三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介时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三十二、第八十三战队，第三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同时，要求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也要提前作出适应性调整。
日军对中条役战役非常重视，称其为“中原会战”，并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其志势在必得。日军不仅拿出打真老虎的劲头儿，而且开始认真准备，一是对主力部队进行山地战的强化训练，二是清扫周边为突击做好准备。
此消彼长，华北日军作出相应调整，抽调兵力进行中条山战役的准备，自然导致了其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而多田峻宁肯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也要继续加强对冀中、冀南平原地区抗日武装的军事压力。在他看来，将华北粮仓握在手中，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这是坚定不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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