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锐在船政的所见，受雇于船政的洋人，无一不尽心尽力的为大乾服务，船政所制各种轮船、枪炮、机械无不精益求精，而四川机器局完全排斥洋人，这样的搞法，很容易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在洋人的“长技”没有学到家之前，洋人的帮助其实是必不可少的。
而当年给事中吴镇对四川机器局的参劾，“四川布政使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并非全是虚言。
在回到了客栈之后，二人忙不迭的洗去一身泥水，换掉衣服后，刘光第感到身体困乏，杨锐也很疲倦，二人闲话了几句之后，便各自休息了。
第二日，刘光第和杨锐便结伴而行，前往成都锦江书院。
书院是出现于晚瑭五代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梥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并发展成中土古代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科举制度自产生以来，地位不断上升，不仅被统治者视为“择才大典”，而且也成为读书人仕进的最主要阶梯。
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瑭末五代士人为获得参加进士科所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纷纷隐居山林读书，逐渐衍生出书院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可以说书院因科举而生。在官方无力兴学的背景下，北梥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庆苈四年之后，书院被排斥在科举教育体系之外，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了。
梥室南渡之后，书院成为新儒学的传播基地，新儒家们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科举服务，而且也为科举选拔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提供了理论基础。南梥理宗即位之后，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教学、科举考试内容基本重合，直接为科举服务，书院的主要职能再次回归到为科举服务之上来。
邧代程朱之学通过书院的传播而进一步普及，为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书院的创建、修复、讲学和支持者不仅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的有力倡导者，而且也是科举制度的有力维护者。邧代中后期，程端礼的《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书院开展科举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合理性。
眀初，眀太祖通过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文教政策，将不属于国家教育体系的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书院沉寂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眀代中后期，随着官学教学功能的日渐丧失，书院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尽管心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官学哲学的程朱之学有相当大的差异，但王狩仁、湛若水等心学大师依然坚持讲学与科举的统一，并鼓励生徒应举，使眀代中期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
到了乾代，无论是官办书院，还是民办书院。都直接教授科举之学，讲授程朱之学的书院也转而为科举服务，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主要职能，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授科举之学的制度。全佳时期鼎盛的汉学书院虽然不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反对教授科举知识，但学习全佳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汉学书院成为当地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机构。
书院与科举几乎是共生的，形成了中土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在书院与科举关系中，二者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等量的，一般是书院被动地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由于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能起推动作用，所以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士数、举人数都是息息相关的。
锦江书院自宁熙四十三年，由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德芳秉承四川巡抚“欲兴文教以植人才”，“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地修建以来，它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有乾一代四川人才培养最有成就的书院之一，也是四川省城名流荟萃、大家辈出的地方。书院山长中既有潜心作育人才、不慕荣势的易简、彭端淑、李惺、江锡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于诗古文辞的郑方城、储掌文、伍肇龄等老儒宿学，还有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高辰、杨芳灿、牛树梅等大乾朝廷的能官良吏。在这些著名山长的滋育教导之下，锦江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行俱佳的蜀中名士，并因此吸引了大量人才前来求学。
锦江书院规模不大，占地面积仅二亩多，为古式建筑，梁架结构，用坚固艳丽的鸡眼石作梁柱。布局巧妙，前座是头门厅，中座是大礼堂，后座是魁星阁，两旁各有一条通道直通后座的走廊。走廊侧各有八间房间，是先生及书生宿舍。前座正门横额镶嵌着一块鸡眼石板，上刻“锦江书院”四个阴文正楷字。其右旁竖刻“韶光十年八堡众建”，在旁落款为“姚江诸豫宗题”。门顶上两侧和檐板外的雕刻，精致奇巧，堂皇华丽，引人注目。
书院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个小园，曲径贯其中。两边花果成丛，清风徐来，芳香扑鼻。其中左边植有一株山桂，右边植有两株紫薇。两边还各有一个六角形的小水池，两个水池外的十二个小平面上各书写一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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