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函在评价承威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筠仙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显凤十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筠仙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筠仙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绍泉之邀，于彤郅元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伯函、李绍泉的全力支持，郭筠仙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彤郅二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官帽。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圣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季皋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筠仙左支右绌，最终在彤郅五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筠仙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乾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乾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随随便便的找个借口侵略苔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苔湾的消息后，郭筠仙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乾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消息传出，又令举国一片哗然，正当朝野上下不知所措之际，东海海战全歼日舰的消息又传了来，这才让这幕情节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最终得以收场。
对于这次“苔地逐倭之役”的主角林义哲，郭筠仙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对于林义哲未得皇命便自行将畏敌逃蹿的苔南知府刘璈抓起下狱并随后处斩，他在心里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在郭筠仙看来，林义哲此举，未免过于莽撞了。
因为刘璈的背后，可并不是一个人！
此前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季皋，这一次竟然将左季皋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季皋宣战，郭筠仙当时便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季皋的手段，郭筠仙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筠仙和左季皋，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筠仙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季皋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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