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热火朝天的汉口战场慢慢变得松驰下来，北洋军虽然每天还是枪炮齐响，攻势不断，却没有了前几日那种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场面。
历史上的阳夏之战打了四十余天，革命军虽然勇猛奋战，甚至还组织了反攻（有些盲目），但装备、训练都不及北洋军，加上各路人马缺乏纪律，所用战术也不正确，接连丢失汉口、汉阳，损失惨重。如果不是袁世凯心怀异志，养寇自重，武昌也难以保住。
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武昌不是首义之地，政治意义并不很大，即使丢了，也影响不到大局。而且武昌起义的主导是复兴会，历史上那些共进会、文学社等小团体只是居于配角地位，这样也避免了令出多门，指挥混乱的后果。再加上总参谋部的合理部署，起初的势如破竹，革命军占据了武胜关这个兵家要地，战斗惨烈归惨烈，但结果却不一样了。
战事稍稍平静，只是表面上如此，革命军总参谋部却照旧紧张地忙碌着。散布于四处的侦察人员紧密注视着北洋军的行动，从后方不断运来火炮，弥补着本身的不足，增强着战力。
虽然战事似乎陷于胶着，但成败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于各方背后的布置，各方私下的商谈。
而革命军政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各省代表选举出临时政府主席宋复华后，正式宣布临时政府成立。
“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政府主席后，均眉飞色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示欣喜。军政府门前，更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彩焕然一新，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中华共和国万岁云。”
这些诉诸报端的文章虽然有作秀和夸张之嫌，但此时正好可以大力宣传，以证共和深得人心，为民所拥护。
而新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继续雷厉风行地行使着政府职权，彰显出勃勃的生气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广东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在广东、广西实行地方镇、乡、村级自治，并且颁布了定租定税法，还登载于报端。
“……华夏黎民百姓之苦，世界乃绝无仅有，生民焉得不辗转沟壑……为生民稍得喘息，元气稍得培育，军政府特此宣布施行《定租定税法》，即将地租限制在1909年总收成的37.5%，如果原来租金高于此者必须降低到这一限额水平上，如果原来租金低于此数的则不准增加……”
广州军政府实行定租定税法和县以下自治，并减免三分之二的农税，通电全国后，顿时震动了整个中国。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居然敢于在自己的地盘上免去这么大一笔收入，并且实实在在地开始实施地方自治，虽然是县以下的，可相比自清末起，鼓吹了多年而未实施的拖沓，这绝对算得上雷厉风行了。
国内其他报纸经过短暂的失声，终于开始纷纷叫好。无论是哪方的势力，都将利国利民挂在嘴边，但却只是挂在天上的月亮，画出来的大饼，除了让人心怀憧憬外，很少有变成现实的时候。
而广州军政府废厘金，减农税，降地租，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的善策。敢为天下先，言行一致，这便足以让人产生敬佩之心了。且不管军政府的出发点如何，相当于百姓实际得到的好处而言，便显得不重要了。
其实，相比于农税，附加在农税上的超过正项几倍的其他杂捐杂税才是大头，广州军政府减免的税收大大超过了地主们因为减租而招致的损失。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一下子堵住了这些不怀好意人的嘴。既然能收揽人心，说明这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实施呢？既然地主的收益未受冲击，压榨一说又从何谈起？
算来算去，农民因为减租而受益，地主因为减税而增收，商贾因为废除了厘金而得利，唯有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广州军政府吃了亏，白白损失了一大笔收入。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难道不令人敬佩吗？
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广东军政府推出的政策不是什么独出心裁，借鉴的反倒是古老的经验。
明末清初，大西军在经营云南时，曾颁布过切实可行且效果显著的田赋政策，“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
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秋成就“倍于曩昔”，连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兵民安乐如初”。
减租减税法既借鉴古人，又经过了反复的集体商议，并在西南根据地试行过，这才不断改进而形成。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人为地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有意地通过剥削或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来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情况非常不同。
比如，配合减租计划，还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如租期不能随意终止；最短的租期是五年；若佃农没有违反租约，租约到期必须续订，以此保证佃农放心地对土地进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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