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文强来说，地方军事化有利有弊，不好判断；但就现在的剿匪来看，却是利大于弊。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虽然从琼州带来了精兵强将，但剿匪不是打仗，不依靠地方土著乡勇，人生地不熟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一方面要招收土著警察，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民团抵御盗匪。
对此，他的办法是成立民团教练处，训练和督促民团行使正常职能，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此外，他还准备从枪枝、弹药的申购、请领、保管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使隐患降到最低的程度。
而从兴办团练的积极性来看，商绅有很大的热情，传统士绅则较为消极。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进实施，陈文强认为民团以后可以由各地具有新思想的咨议局议员来掌控，成为立宪派的隐性武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文强在剿匪的事情上是有着一个智囊团在搜集资料、筹谋研究，动用了明暗各方的力量。明的是警察、巡防营、民团，暗的则还有他所掌握的江湖力量。
广东的盗匪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股匪众多，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各自为匪，互不相属。这种“遍地皆匪”的状况，无疑是加大了剿灭的难度。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会党。在晚清的广东，会党以三合会为最盛，而“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为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
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会党都是盗匪，但大多数盗匪却出身会党。抓住会党这个关节，对剿灭匪盗极为有利。而兴义堂的耳目，加上徐春山、李家俊原来的出身和人脉，便成了陈文强可资利用的手段。
剿匪既是复杂的工作，陈文强自然要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而广东盗匪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南海、番禺、顺德最为猖獗。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距离广州近，调兵前往的速度快，地方富庶又能提供经费，商绅对于治安的热情又高。
陈文强当然不会始终把剿匪工作放在首位，但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缉捕剿盗的精干队伍，却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自然，他把目光放到了盗匪最为猖獗的广、肇两府，而重拳却是首先要砸向南海、番禺、顺德这三县。
这一通盘计划自然不会为人所知，陈炯明也就觉得迷惑不解。
在召集顺德县乡局士绅的会议上，陈文强是客气的，是和蔼的，所说的也多是陈词滥调。什么“保良攻匪”，什么“举报捆解”，什么“包庇纵容，严惩不怠”，这些都是官府早已有之的规定条文，重新说一遍有作用吗？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委派了县警察局局长，还有随同前往的二十名警察；比如表彰了自告奋勇办团练的士绅卢天骥，慷慨拔付枪枝、子弹，并委派民团教练三人；比如向各乡团*派驻民团教练两人；比如地痞、流氓尽行登记，待清乡时作为重点嫌疑人进行讯问；比如改变勒缴花红……
其实有所改变的有不少，但似乎都是缓不济急的策略，而不是众人所预期的雷霆打击的清乡。而且，陈文强向众人坦言了剿匪的艰巨性，要制定出完善、有效的清乡策略，还要等他召集完各县乡绅开完会，并且巡视完各地匪情后，才能够完成。
会议有些冗长，但良绅有些失望，劣绅则暗自心喜。所谓的一九零八年大清乡，虽然陈文强信誓旦旦，估计也是没准的事。
散会之后，众乡绅表都恭敬地告辞而去，陈文强才露出意味深长的冷笑。桌上是与会者的名单，有数人已经被他划上了红叉。没有人知道，他要这些家伙开刀，而且是毫不留情。
“大人——”陈炯明憋了不少疑问，刚想开口询问，陈文强却抬手打断了他。
“竞存。”陈文强只是略停顿了一下，便把工作布置下去，却不是解答疑问，交代的工作似乎也不是很紧急。
“是，大人。”陈炯明躬身领命，迟疑了一下，告退而去。
顺德，顺德，陈文强把身体靠进椅子，已经决定从此地开始剿匪的第一步。烟幕已经放出，他要等的便是所需军火的运到，所需人员的到位了。
……………
一阵闷雷过后，接着是风，然后就是大点的雨。这雨来得猛，下得密，飙急的雨点和着风漩，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中凶猛地抽打下来，毫不留情地抽打到人的头脸和周身。
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算是对宋复华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他素有大志，在一九零二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在宋复华放言的时候，很多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可当他把革命方略与陈文强商讨时，陈文强却颇是赞同。尽管陈文强主张在南方沿海之地先行起事，树革命大旗，引革命风潮，并练革命之军。但陈文强也没放弃在长江中下游，即腹心地带起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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