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
“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
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看到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陈文强并不认为推翻满清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在东京正筹备成立的同盟会也持保留意见。
古谚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组成的“同盟会”正应了这条谚语。秀才们虽满怀改造国家的理想和热忱，但这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手里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尽管他们企图从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理论和科学技术中寻求力量倍增器，但将要提出的纲领却并不让陈文强钦服。
排满，依旧是排满。尽管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而“平均地权”代表的是脱离了国内土地利益的海外华侨之呼声，但对于革命党的大多数出身于国内地主阶层的成员来说，却是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分歧，不可调和，最后的分裂，事物的发展规律似乎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再说，从陈文强接到的上海转来的东京支部的电报中，这个正在筹备的同盟会愈发让他感觉怪异。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国的民主样本；革命的榜样，是日本的维新成就；革命活动的会场，是日本民间侵华组织黑龙会的“朋友”头山满友情赞助的；革命活动的资金，也要在海外华侨中募集，可能还有日本政府所授意下的在野日本人士的准官方金援……这样的交情，还好意思提“侵略”二字吗？
和日本联系得越紧密，陈文强越反感。别的不说，知道抗日战争就绝对不会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陈文强在给上海总部的电报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联而不合，保持独立”。在电报中他还不忘提醒宋教仁，要保守复兴会的机密，只让东京支部与同盟会有所联系。
船轻轻摇晃了一阵，然后又平稳下来。陈文强站在甲板上，残阳射来金黄色的阳光，远处的海面也变了颜色。
在回上海前，陈文强去了广州，既是给上海发电报，又是趁机向岺春煊捞取好处。圣旨未到，电报已到，奕劻和袁世凯的联盟取得了党争的第一场胜利，那就是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可他又没有办法抗旨，只能打主意暂避上海，以治病为由不去赴任，等朝中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
而卸任在即的岑春煊自然也产生了类似“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尽最大的可能来结好陈文强这个立宪派新秀，并且在上海逗留更加方便。这其中，捐了官身的万福华被任命为琼州开发督办，权力不小；琼州新移民两年不缴赋税，并由官府编册入籍；广东海关对崖州各港进口的机械和物资实施税务优惠……
可以说，陈文强第二次拜见岑春煊的时机很好，得到了很多意外收获。而这些收获无疑将给琼州的经营创造很多方便，减少很多麻烦。
“大哥。”阿猫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从舱里取来的、陈文强要的望远镜。
陈文强接过望远镜，瞭望着远方，缓缓说道：“回到上海，就是考验你的最后阶段了。没杀过人吧？心理障碍这一关不好过呀！”
阿猫想了想，说道：“虽然我没杀过人，可死人是见得多了，这一关没什么难的。”
“还是有所不同的。”陈文强放下望远镜，语重心长地说道：“既不因为杀人而惶恐不安，也不因为杀人的快感而乐此不疲。其实，我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杀手。”
阿猫有些迷惑，猜测着问道：“战士？就是当兵打仗吗，那不一样是杀人？”
“呵呵。”陈文强拍了拍阿猫的肩膀，笑着说道：“如果你是战士，在战场上杀人就光明正大，杀得越多，越是英雄。杀手就不一样了，首先给人的印象就不好。英雄啊，你得重起一个响亮大气的名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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