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衣社登堂献社，这本来就是预定的内容。
李潼对此也并没有多说什么，抬手示意苏约下堂接过田少安等人献上的谱籍，又指着田少安等人笑语道：“故衣社之名，我久有耳闻。宣扬道义，救苦扶困，三秦士风，大有可观！故事或存曲隐，但情义却真挚无虚。先王在天有灵，得见壮义，也要畅笑这番奉持道义的民风！”
“我奉朝廷所命，镇守关内故宅，治中百姓士民，俱在教令之内。即便没有谱籍所献，自当仁治顺民。但此忠义之迹可嘉，告尔社徒，春秋作礼，可祀奉先王。”
李潼虽然要跟故衣社产生直接联系，但毕竟还是朝廷所任命的高官，并不适合担任一个行社社首。
所以就算把故衣社管理权收回来，也要将职权进行分割，分配给幕府佐员兼领，类似于萨宝府掌管西域胡人那种存在，权不集中于一手，如此才能把故衣社转变为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得以长期存在且运行。
毕竟这些故衣社众，首先是大唐子民，然后才是行社成员。幕府即便是参与管理，也要有限度的进行。
但我就算不担任社首，还是允许你们祭拜我爸爸，咱们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美好未来。
田少安等人闻言后自然大喜，连连叩首谢恩。不过因为早就知道这样一个结果，难免是有演戏的成分，看起来还是有些浮夸不走心。
当然，眼下堂中也少有人关注这些演技上的细节，众人无不震惊于故衣社的表现。像是一些工匠行社还倒罢了，他们本来就是官府扶植起来统筹匠人、便于征收课钱的组织。
可是那些胡酋们则是真尴尬，故衣社一见面便拱手将一个偌大行社献给雍王，那他们又该要如何表示？
学故衣社那么做，当然是不行的。行社这种组织，本来就是民间私结，对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并没有太强的控制力，但这自然不包括那些胡酋们。
他们虽然已经内附中国，多学华夏礼仪并耕织技艺，但本身还是有着极强的部落习性。那些内附的胡民们虽然也编户授田，但大部分仍然直接附庸于他们，对于这一点，朝廷倒也没有过于严厉的勒令整改。
如果他们也学故衣社这做派，那无异于将部曲财产拱手相让，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他们之所以费尽心机来见上雍王殿下一面，无疑是希望幕府能够对他们的权益稍作保障，可不是为了要舍家投诚。
当然也并非所有胡酋都惶恐震惊，毕竟幕府组建社监署之前，还是跟一些人进行过沟通。
比如高昌遗民的麹氏、高句丽遗民高氏，其各自首领跟雍王殿下还是关系密切，颇有往来。
所以在其他胡酋们还在彷徨无计时，这两方社首已经迈步入前作拜道：“雍王殿下大军劳使定乱，使长安民生重归安定，痛惩祸乡贼民，使遭乱生民不再枉死。小民等感激恩威，无有所献，唯具薄资，请殿下笑纳，盛犒王师众将官甲士！”
等到苏约将礼单收起，李潼随手扫了一眼便放在了一边，心里也感慨这些胡族还是识趣的。他大军初登灞上，这些人已经进献过一批物资，现在再呈献一份礼货，数量也颇为可观。不像那些勋贵人家，仗着元从旧功就是死倔，情愿作死也不愿老老实实的进奉。
当然，些许浮财也不至于让李潼混淆了华夷之辩，关中内附诸胡接下来一段时间打破原有部族组织、正式编户治理，也是幕府用事的一个重点。
这方面倒也不需要再怎么创新，朝廷一直以来治胡策略其实都进行的挺不错。虽然说在上层军事方面，有点胡风太浓的弊病，但在民间治理上，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发生。
有了这两族头领表态，其他胡酋们倒是松了一口气。他们费尽心机来见雍王，本也就有礼货进奉的准备，所以身上也带了礼单，礼货多寡不说，大不了以后再做增补。
接下来，又有乙等行社社首登堂来见，这一次人数就多了，足足有近百人。而且多数不再以人力结社，有了一些工商资本的味道。像是宝利行社，由杨丽的一个族叔出面。其余城内成衣社、织染社、香行社等等，也都在此列。
诸社社首登堂，也都各有表现。多寡暂且不提，但如此明显的行为，也说明他们对这新建的社监署职能究竟如何，仍是颇有无知。
如果说为了管控市场以及官市采买，朝廷已经设有市监署，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官署也都有相关兼治。现在新设一个社监署，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是敛财为用。
让人往外掏钱，当然不乐意。可此前长安西市杀的人头滚滚，多是元从勋门，也让长安人众见识到雍王暴烈残忍的一面。
长安乃是关西最大的市场所在，许多商贾累代于此经营，如果交钱就能免祸，也实在舍不得放弃长安城的一切。
眼见众人虽然各有表现，但神情多有抑郁，李潼倒也渐渐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倒是觉得有一个贪财之名也不坏，起码省了许多唇舌。
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将长安沉淀累积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外患。数日前外州已经有急报抵达长安，突厥新可汗默啜引兵南寇，沿贺兰山南下，绕过河套直攻关内的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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