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是和说德国的革与反革里说某某背叛的人民之类，是一样的、无意义的、正确的屁话。
这种经济决定论，是错误且危险的。
放在18世纪，如果以这种机械唯物的、幼稚的、错误的、甚至是将老马的学问彻底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看待18世纪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极为错误的观点、甚至一步滑向帝国主义甚至是最奇葩的辉格史观的变种——历史上欧洲的殖民侵略，是文明战胜了野蛮，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
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晕乎乎的自以为是，认为1750年欧洲的生产力、纺织业，已经完全超越的亚洲。于是带着这种庸俗的机械唯物的经济决定论的脑子，反推出诸多奇葩的结论。
事实上，并非如此，也绝非如此简单且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所以才导致了大顺在印度引发的诸多问题。
这种庸俗化的经济经决定，在后世，就是伊里奇的《怎么办》，狂喷那些经济决定论的拥趸。
而在此时，作为逆练的结果，就是大顺为什么一定要先把这个奇葩的、畸形的、缺了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所谓世界市场建立起来，才能解决大顺内部问题的解释。
历史上，从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到珍妮机、再到水力纺纱机、再到骡机以及轧棉机，这是一个六七十年的漫长路程。
而直到轧棉机和骡机的出现，才算是让欧洲的棉纺织水平有和亚洲竞争的实力。
用后世的话讲，这算是一种后发优势。
从零开始，从事传统棉纺织业的人少，阻力小。
而且有着军舰、刺刀和大炮，打赢了几次海上的商业霸权战争，靠着殖民地市场，把从零开始的棉纺织业养大。
等到羊毛纺织业体系内的贵族、地主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
在这里，就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顺，珍妮机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钰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钰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钰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钰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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