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那么复杂，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谁的、我有没有在这块地上放羊的权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对这块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我爱租给谁租给谁、我爱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给、你在这里没法放羊活不下去了关我屁事？
即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权，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种私有制对前一种的合法谋杀。
在法国。
启蒙运动在发展。
93年的风暴，彻底解决了土地的私有制问题，使得私有制成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会准则。
在法权上，已经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地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了法律条件和意识条件。
但是……
但是，显然，他们忘了一件事。
你想杀我，可我不想死，怎么办呢？
这算是为法国在18世纪后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基础。
93年的风暴，诞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国的小农阶层，也即第一种私有制的力量，急剧扩大。
小农，既反对封建，也反对资本。他们极力想要维护私有制，但又极力希望私有制保持为第一种私有制。
93年风暴之前。
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曾在法国搞社会调查。
他问法国的农民：【假如我是个领主，你会怎么样呢？】
法国农民很自然地回道：【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这是对领主的恨。
而对资产阶级呢？
【在农村逐渐出现的农会组织中，不难发现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恨意。农民会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资产阶级占据的大片土地在陈情书上提出】
比如说，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应该归我们农民，怎么就卖给资产阶级了？他们从谁那买的？卖的人又凭什么卖？
只不过，法革的狂风骤雨中，资产阶级们要先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决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的情况。
于是他们召唤出了格拉古、布鲁图斯、甚至凯撒本人，带着农民，干成了。确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则，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老马说的法国小农的情况：封建贵族的压迫没了，但是资产阶级又骑在头上了，抵押、放贷、兼并这些问题，使得法国的小农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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