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听刘钰说可以省钱，心里不是兴奋地立马同意，而是心里立刻想到了刘钰的手段。
只怕又是兴工商、卖土地、开商埠、卖租金等等。其中不少都是颜李学派王昆绳的想法，比如提升城市土地，出让土地租金，换句话说就是开商埠，通商贸，再将土地租给商户。
至于剩下的，什么发展工商、种植经济作物、修路、修河这些东西，那都不用去想。
松苏等地，资本颇丰，只是碍于朝廷政策，难以进入内地。引入“外”来资本，这件事皇帝一直是相当警惕的。
朝廷借钱的话，借钱的利息有点高，大顺实在还没低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能借到4%左右年息的地步。
修河堤这种出力不讨好，完全没有资本利益的事，商贾肯定是不会出一分钱的。
说不定可能会捐赠一些，但捐助的这点钱，够不够修几十里，都是个问题，杯水车薪。
黄河大堤的概念，那可不是说随便搓两抔土的事。
当然，提前修河道，也有提前修的好处。最起码，黄河决口泛滥之后冲出来的河道，是不能清淤的。
但若是人工准备河道，干一票大的，倒是可以提前往深挖的。
虽然可能花个七八年挖的那点深度，黄河也就三五年、十几年就能推平，但最起码十几年内是不用担心出大事的。
而且，还可以提前预留出来灌溉水道等。
但，这些钱，商贾资本，是绝对不可能出的。除非朝廷举债，以符合市场的利息，问商贾借钱，将来偿还利息。
纸币时代，其实好说，借债可以贬值，实际上等于不怎么花钱。
但现在是金银时代，大顺的纸币的盘子就那么大，想要继续扩大超发，那就得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改革。
这又是一桩叫人头大的事，皇帝都要打怵三分，怕搞出来前朝纸钞旧事。
而刘钰的手段，又习惯与让资本牟利，从而以利引诱，让商贾出钱做事。
那么能获利的事，还剩下啥？
无非就是修铁路、修运河这些东西。修也不是白修，修完之后给经营权和分红就是了。
当然，按照刘钰的搞法，似乎如果选择征收国内关税、省份关税，倒是也能收一笔钱。
比如放开山东市场，让松苏的工商货物冲击山东本地的小农经济，在胶东设置“海关”，征收扯犊子一般的国内关税。
如果松苏的商品，能把山东手工业彻底搞死，那么一年说不定还真能收个二三百万两的“关税”。甚至可能更多。
到时候山东种点花生、烟草、棉花、粮食什么的，向松苏、南洋、日本那边“出口”，也不是不能让一部分地主先富裕起来。
历史上，这么搞的结果，就是在商品大量进入之后，山东的劳动力便宜到一个长工干一个月，只能赚50斤高粱米，就这还得抢着干。
而且土地兼并的速度，简直飞速。尤其是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这需要大量的本钱投入。
经济作物吃地吃的厉害。
得买豆饼肥田、得买煤烤烟，小农逼到极点，没有这个本钱，就只能把地抵押出去，换今年所需的豆饼、煤块。
至于这种抵押的贷款利息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在旧中国，也算是“仁义之息”了。
根据潍县等地的记载，问地主借肥田豆饼的利息，是月息8%，年息也就96%；而问商铺买煤的利息，比较人道，年息才25%到40%，但十个月算一年，不是十二个月。
那不种经济作物行不行呢？三四亩地，种点粮食，交了苛捐杂税，天天啃地瓜，似乎可能大约也差不多饿不死。
问题是小农私有制下，大家不都想奔一奔，小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嘛。赌一把，万一今年烟价起飞，那不是直接把旧债还清了，且去多买二三亩地？况且三四亩地吃地瓜的前提，还得是不遭灾，没借过高利贷。
刘钰判断说从京城到汉口的那条可能的铁路，对于中原的影响不大，而且圈地运动发生的几率很小，那不是瞎说的。
铁路也是要运输成本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载货量，成本是很高的。运出去，加上货运成本，根本无利可图。
山东那就大不一样了。离着海这么近，海运这么便宜，土地兼并甚至发展成圈地之类的事，是非常可能的。
烟草、棉花、花生，这都有可能。就像关东，被刘钰引入松苏资本，圈地、买契约长工种豆差不多，有利可图嘛。
以史为鉴，各国的传统不同。
罗刹国，因为其传统的村社制度，以及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村社集体互助传统，考虑避开资本主义的浑身疼，直接越过这个峡谷，一步到位。
放到大顺这边，因为其传统的均田思想，也就自然会产生这种：能否通过均田和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复古思维，在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
毕竟，传统本身，也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而另一个现实，就是大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发，并且很快将要夺取最大的原材料市场、并占据倾销贸易的上位。既不缺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是处在那种落后的百余年需要奋起直追的情况。
传统与现实，也就造就了理论上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方式完成转型。但这需要一场有工业化思维的人、且代表新时代的阶级参与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完成均田这件事，以避免起义成功后又陷入“小农的局限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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