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对锡兰的征服扩张，得到了什么？
从商业资本的角度看，得到了肉桂的垄断权、得到了锡兰珍珠的专采权、得到了拉特纳普拉的宝石开采。
从国家战争力量的角度，得到的自然更多。
无论是人口，还是战略位置。
但，其实最重要的，以上这些都比不上的，是大顺得到了大量的国有土地。
葡萄牙人来带这里，强制推广天主教。
大量的佛教人口和高种姓人口，为了逃避天主教，逃亡到了山区，留下了大量的空地。
持续二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摧毁了锡兰的水利设施，使得这个从汉晋时候就在中国史书里的物产丰饶、水利设施农业经济的国家，农业基础基本崩溃，出现了农业退化。
崩溃的农业、逃亡的高种姓，留下了大量的荒地。
当荷兰人赶走葡萄牙人后；当锡兰人感叹扔了生姜、请来辣椒后。
崩溃的农业、匮乏的劳动力，促使荷兰人在泰米尔人奴隶和华人奴工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在中国史书中的物产丰饶的国家，因为水利设施的崩溃，已经混到了要从印度和南洋进口大米的地步。
荷兰人的商业气质太浓、味儿太正，能把马六甲、锡兰这种地方弄成靠外面进口大米的地步，也真是重商抑农到极致了……
当大顺的军舰击溃了荷兰人的舰队，新的统治者抵达这里后，大顺的军事贵族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可供耕种的国有土地。
均田制、府兵制的前提，要么是村社土地所有制、要么是国有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私有制，是没有搞均田、授田、府兵制的基础的。
或者，说的更通俗一点：耕战的前提，是土地国有制、官有制、至少也是村社残余的集体制。
杜锋是锡兰都督，不是锡兰节度使。米子明是南洋都护，不是南洋总督。锡兰、马六甲、婆罗洲，这些地方叫军镇，不是叫省。
这不是简单的白马、黑马，或者蟋蟀、蛐蛐的区别。
而是所有制、土地法、户籍法、军役法、税法的区别。
锡兰此时有大约18万成年汉人。
其中大约5万成年汉人，和他们所属的大约3万户家庭——他们中的很多人，娶不到汉女，下一代基本还未成年——他们手里的土地，既没有田皮，也没有田骨，是绝对禁止买卖的国有土地。
他们在户籍上，更接近颜李学派所设想的“军人”这个四民，但又不是大顺的老营良家子那种准小贵族——良家子可以穷的叮当响，但他们有特殊的大院和军区连营制，也有特殊的上升渠道，锡兰的这些军人没有，他们只能拿到虚勋，拿不到可以军功十二转的实勋和内部特殊的学堂选拔教育体系。
不是说他们不能上学，实际上，大顺在南洋的几大军镇，都是按照良家子的营连基层体制来的，营连内部其实也是有学堂的。
但是，就像是登州府新学学的也是实学体系，从知识角度，也能参加武德宫的考试，但现实是他们不能参加，因为他们不是被特殊定义的良家子——虽然，很久之前，这个词只是个宽泛的代称，但在大顺是有特殊含义的。
直观点讲，大顺的良家子概念，微微类似于普鲁士的“冯”。
权力概念中的贵族身份和是否有钱，没有关系，这就叫封建等级制。只不过这种等级制，在大顺被变种为掺和到变种三舍法和皇权加强中，不以土地和依附的人口作为力量，而以皇帝的青睐和政府与军队官职体现。
或者说，他们和大顺的近百万生员，是大顺封建制的一体两面。大顺养着近百万生员，也养着几十万良家子，这是大顺实行反动统治的基础。
生员的封建特权，是优免、见官不拜、地方治理基石。
良家子的封建特权，是可以穷的叮当响，也可以欠高利贷到处躲债，甚至可能穷的给人扛活。但理论上，他们如果好好学习，理论上可以做高级军官或者高级文官，但登州府的那些实学出身的人，在被吸纳进良家子体系之前，在陆军里最多干到连长，要么就滚蛋去海军、炮兵这种技术兵种。
没有为什么，因为大顺是个反动的封建政权，他要维系自己的统治，明白自己的武装基本盘和阶级基本盘分别是啥，所以是个非常可怕的反动势力。
明末大起义，让农民，自己争取到了在大顺非常巨大的统战价值，华北小农自耕农是大顺统治的阶级基本盘。
明中晚期的儒生扯犊子，让大顺的皇权必须保持一个军事贵族基本盘，达成均衡。
或者说：唐朝时候，所谓的“关陇集团”太强了，所以要科举制。
大顺时候，所谓的“文官集团”太强了，所以要搞一批新的所谓的“关陇集团”。
刘钰军事改革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或者说他改革能够成功的力量，不源于大顺的进步派，实则借助的是保守派或者反动派的力量——政治势力上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未必是技术上的保守派。
他的燧发枪时代军改，使得良家子和勋贵集团，在即将衰落的时候，重新把握住了权力。
因为，燧发枪时代的标准战术，更大程度上不再依靠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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