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盐政，搞成商鞅立木，那是战略胜利。搞成张仪欺楚，那就只是战术胜利。
在单纯的盐政一事上，两种胜利，结果是一样的。
但对盐之外的工商业，那就大为不同。
史世用拿着骰盅来刘钰这，转述皇帝对于“坐庄”的认识。
刘钰则也希望史世用转达一下，坐庄是靠抽红来赚钱的，不是靠摆杀猪盘的。
哪怕明瞪眼的事，皇帝是把苏南当猪圈。
但刘钰希望皇帝明白，如今，还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还没到明末那种必须要用刀子收钱的时候，哪怕你心里当猪圈，也得有猪圈的规矩。
这才是真正的坐庄。
刘钰的明面身份，是大顺兴国公。
他只能负责把猪养大、养肥。
杀猪的时候，猪起身反抗，还是要看猪的本事，难道指望他来拯救、刀下留猪？
现在大顺的盐政改革，怎么定性？
本质上，是私盐泛滥、总承包商盐引制度、以及万历四十五年定下的盐业法权规矩，严重影响了大顺的盐税收入。
但是，大顺需要展示给工商业看的“本质”，假装是一场市场化的改革。
哪怕，皇帝压根不这么想、那么改革派大部分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盐税，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那些工商业者这么想。
大顺是很别扭的国度。
仍旧还是刘钰在淮北搞得“明票暗引”一样，如果完全放开票制，不搞暗引，那么大豪商垄断盐票就是合法的。
更进一步，比英国更快一步取消盐税行不行，完全只在生产端收税、朝廷不做任何的调控行不行？
不行。
因为英国四面都他妈是海，而且岛就那么大，生产和运输都能保证充分的竞争。
而大顺……就湖北来说，距离海边，赶上从伦敦到布拉格了。全面放开，就现在的运输能力、利息高度、周转周期，五年就会出垄断一省盐业的大商人。
一句话，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商业组织，在1857年工业革命之后解散，是正确的；而要是在1657年就解散，搞自由的散商制，谁都能去好望角以东，那能被荷兰葡萄牙把屎都打出来，英国在东方贸易里就只配吃屎了。
类似的情况，在大顺更为明显。
这种极度别扭之下，刘钰只能精心编织一个美妙的、虚幻的谎言。
骗商人们不要老把钱往土地上扔呀，其实工商业也有规矩啦，不要怕，只要你在这规矩之内玩，工商业的这些票据什么的和地契一样安全可靠。
所以湖北盐改要想不搞成张仪欺楚，就必须要给出明确的、且带有漏洞的规矩。并且在这个规矩之内，在商言商，用商人的手段打死淮南盐商。
坐庄的，直接下场去赌，并且愿赌服输。
本身，这就是给大顺工商业最大的面子，最有效的定心丸。
他要让大顺的“沈万三故事”，败于商战，而不是败给皇权。
至少，得假装是这样的。
…………
几天后，由皇帝的骰子所引发的意见，已经秘密传到了皇帝眼前。
刘钰在这封秘密奏疏上，用了杀人诛心四个字。
希望皇帝在湖北盐改过程中，搜集那些盐商的不轨行为。但是，只要没有违背规矩，就先不要处置。
等着这边胜利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
一来体现陛下之明察秋毫，早就知道你们玩这些脏手段。
二来体现陛下之宽容大度，你们玩这些脏手段，朕却跟你们玩明的。
三来就是让江苏的商贾放心，只要在规矩内玩，就是安全的、有保障的。不再把钱老琢磨着投入土地，尝试往工商业上多投一些吧。
皇帝对刘钰这封奏疏的批示，倒也简单明了，主题就四个字。
“此事在卿”。
皇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还是在刘钰玩的好不好。
因为，皇帝的目标不是守规矩，在他看来规矩并不是最高优先级。
最高优先级，是两淮盐政改革、淮南垦荒退盐。
如果刘钰玩的好，可以这么搞。
如果刘钰玩砸了，皇帝才不会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会直接动用暴力机器，把淮南盐商拔掉。
因为，淮南盐商，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不管是战争价值，还是紧急借债价值，都没了。
对皇帝来说，对他的统治无价值的大肥猪，就可以直接宰了。
刘钰这么搞，若能搞成，也算是给足了皇帝面子，免得落个“沈万三”的故事，传到后世又不好听。
能保住面子最好。但面子和里子，只能鱼与熊掌的时候，只能舍面子而求里子了。
在给刘钰坐了批复之后，皇帝又召见了林敏。
有些事，需要他这个皇帝来讲清楚，让林敏知道在那边到底该怎么配合刘钰，做好这个过渡期的两淮盐政使和江苏节度使。
召见之后，皇帝先问了林敏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吓人的问题。
“朝中都知，欲要治河，必先废漕。如今漕运已废，以爱卿所见，这黄河真的就能治住吗？”
林敏以为皇帝是要和他盐盐政改革的事，或者谈淮南垦荒废盐的事。
没想到皇帝问了这么个吓人的问题。
这问题根本没法回答。
皇帝见他许久不说话，说道：“你大胆说，朕要听实话。”
“回陛下……治不住。每年淤积甚高，至宋于斤已数百年。所堆泥沙之巨，实非人力所能治。昔日范公堤，今日已距海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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