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琢磨着怎么搞钓鱼，来办一场类似于前朝“空印案”的震惊全国的大案。
京城里，皇帝的面前也挂着巨幅的黄淮流域图。
只是，皇帝手里捧着在看的东西，却似乎和淮河、运河等问题无关。他在看刘钰的一篇关于贸易的奏疏。
《英夷茶税论》
只是皇帝每看一阵，就停下来，目光扫向挂着的黄淮地图，眼睛往海州、扬州等地方瞟。
那是大顺的两大盐场。
一个在黄河以北，一个在黄河以南。
奏疏上，刘钰介绍了一下英国茶税导致走私茶泛滥、走私犯又导致合法茶滞销，合法茶滞销又促进走私茶泛滥等等事情。
这些事，皇帝和大顺的任何一个大臣都能看懂，因为大顺也面临一个类似的东西。
盐。
道理都是这么个道理——税高，私货多，私货多，官货卖不动，官货卖不动，私货更多……和茶一样。
这一次废漕改海，清理淮河，漕米南移，都是些大规模的改革，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苏，这里是这几大改革影响最大的地方。
看似好像和盐没有啥关系。
实则关系巨大。
因为废漕改海，意味着盐的运输线路也要改变了。
之前往南北运盐，都是要等漕米船经过运河之后再运，走的也是运河。
为了方便检查、缉私、防止夹带等等，也要专门设置检查的地方，硬性规定线路，影响规定必须要打捆集中运输方便查验。
现在要废漕改海，不只是百万漕工的问题，还有盐转运问题。
盐要改变转运模式，运河走不了了……今年还能走、明年还能走，但只要废掉漕运，就凭黄河携带的泥沙，最多三五年，运河就彻底淤死了。
运输，不是问题。
从来都不是问题，包括漕米。
运输之外的问题，才是问题。
比如漕米，要考虑没有海军情况下的海盗风险、考虑西洋人直接突袭长江口截断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反倒是运输的安全性，是最低的优先级考虑。
盐也一样。
运输不是问题，运河就算没了，运输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现有政策下，与运输配套的缉私、检查机构，才是大问题。
大顺朝廷里都是些顶尖人才，科举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能考科举当状元的，你让他们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
主要是学的那些玩意儿不行。
但真正为官的时候，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还是要靠实践积累。他们是聪明人，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尤其是盐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是稳定。
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着黄河决口，淤死运河，不得不走海路。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
这属于意外的果决，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
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 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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