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这句话后，刘钰笑道：“我们天朝呢，玩的比你们早点。村社什么的，解体比较早；井田制什么的，都完了两千年了。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早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天朝，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最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制度。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国家都不能干涉。”
“当然，我们也没有你们那边的村社的传统地租，传统在金钱利益面前，一文不值。我们千年前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最近的圈地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你一定对伦敦街头游荡的失地农民，印象深刻吧？当然，你们有《济贫法》。”
“从《济贫法》问题上，就能看出来天朝和你们英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天朝，什么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以免我们彼此之间产生诸多误解。”
他借着济贫法的问题，逐渐把问题引到了土地问题上。
或者说，引到了英国和大顺在“抑兼并”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英国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开始征收济贫税了。
这是一种标准的资产税，按照土地多少、房产多少、产业多少来征收，以资产总额决定要承担多少济贫义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这种税，以及这种济贫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兼并”的调控。
比如一个自耕农，有100亩地，假设要缴纳10两银子的济贫税。
一个农场主，有10000亩土地，要缴纳1000两银子的济贫税。
那么，济贫济的是谁？
自然不可能济到自耕农、小生产者的头上，他们是纳税的。
而是要济到穷苦的人身上。
理论上，没有工作或者工资过低，才能享受到济贫补贴。
原本在农场打工，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
但是，很显然，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
比如说，原本在农场打工，一个月赚5钱银子，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
农场主一看，这不简单吗？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房租补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这就等于什么？
等于对大农场主、大产业主、大资产者来说，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我缴纳的济贫税，最终通过工资调节，等于我根本没交钱。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一半以工资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发给雇工。
而对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我是自耕农，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但济贫税我还得交。
很显然，这推动的是什么呢？
推动的，是自耕农破产、小手工业者破产。
推动的，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
推动的，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然后工资越发的低，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
如今，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济贫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仍旧是以“鼓励兼并、鼓励工场业、消灭小农、消灭小生产者”为方向。
反过来，大顺这边，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
然而，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十一税”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大顺的税法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抑兼并”的改革。
通过明确的十一税，砍掉在自耕农、小农、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说，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是按照土地均摊的；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小农的身上的。
现在，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但，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
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小农经济更加稳固、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
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
大顺无论哪个皇帝，至少在出发点上，绝对不敢实行“鼓励兼并”、“鼓励小农破产”的政策。
当然，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那又另说。
刘钰和法扎克莱说，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也不是完全瞎说。毕竟，陈胜吴广是与人“佣耕”而不是“佃耕”，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话，怎么圈？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归谁了呢？
只不过，可以理解为，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最终这一步走完，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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