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这么说，就纯粹是胡搅蛮缠了，而且也就是过过嘴瘾。
大顺朝廷哪有这个胆子，搞减租减息和三十年赎买？
但以此时儒林的政治正确，在这个基础下讲道理，刘钰肯定是讲不过他们的。好在北派大儒们搞出了这么一个三十年赎买的幻想，以魔法对抗魔法，以井田对抗兼并，至少嘴上的便宜还能占。
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题目提前了二百年，在二百年前是不是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刘钰觉得有第一条路保底的话，那就可以试着尝试下第二条路。走不通，再差还能比甲午战败之后的底子还差？
只是，这第二条路，走起来就有些不仁义了。
譬如现在的松江府，什么才算是“进步”？
小农破产、进厂做工、实在容纳不下去南洋砍甘蔗搓肉桂、或者被迫去南洋垦殖还债。
这……就是“进步”。
把小农逼破产，是有技术的。
不能太急，太急的话，大顺会全面反动，新型阶层的这点力量也根本没能力压制一场比起明末规模还大的农民起义。
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来。
比如松江府的低粮价、比如松江府的货币税，从而慢慢让小农失去活路。
要么去城市当雇工；要么被人签约当契约奴……或者叫契约长工，因为大顺法律规定不得蓄奴，所以不能叫奴，得叫长工，然后去南洋劳作。
不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谁肯背井离乡去死亡率极高的南洋？
但不能一次性把太多的百姓逼得没有活路，因为一次性逼的太多，还有另一条“吃他娘、喝他娘、均田之后不纳粮”的路子。
这就需要施政者有比较高明的施政手段。
但肯定，这里面没有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的政策。
总归，刘钰和这些士绅们说的这些，也就是过过嘴瘾，根本办不成。
这一番过嘴瘾的话，可是把这些士绅们吓住了。都知道刘钰的名声不好，做起事来像个二愣子，皇帝又宠信，谁知道能不能真的干出这么“祸国殃民”的事？
大顺是不敢搞耕者有其田的，这一点谁都知道。
但是，永佃降租之事，这些年却一直都是底层所呼吁的。明末为了争取永佃权和减租减息爆发的起义，也都集中在南方。
这些年被大顺偶像无害化的铲平王祭祀，固然铲平天下贫富之别这样的激进想法被遏制了，但是更善意一点的永佃减租的呼声一直流传。
永佃减租还好，这三十年赎买政策，可就彻底要挖了全天下士绅的根了。
但从道理上讲，又没法反驳。
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那几个脑子有问题的大儒，如颜习斋、李刚主等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复井田。
三十年赎买，只是复井田的一个过渡。
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一个过程。
作为儒生，谁能说井田不是终极理想？在井田这个终极理想之下，北派大儒提出的三十年赎买、耕者有其田、天地间田天地间人共享，等等说辞，在儒家这个特殊的、在刘钰看来颇有些空想的小资小农封建社的思想体系下，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一些过度办法。
除了颜习斋、李刚主的赎买法、永佃继承法外，其学派的其余人，还提出了一些非常脑洞大开的设想。
比如增加官田数量，对官田降税、对私田重税、从而让百姓都将私田投靠官田。
这显然是受到了明末小农投效士绅这种做法的启发。
还比如，严格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农民就是农民、工匠就是工匠、商人就是商人，农民才能种地，商人的身份不能买地等等。
这是受到了复古的启发。
亦或者，将所有土地归官，搞类似于差级地租的方式。
但是他们只学过这些经书，没有啥经济学的知识，这些脑洞大开的想法适合写进人间天堂的描绘，却不适合指导实践。
总然言之一句话，他们的想法全都是扯淡。
搞到最后，必然是农业的宗法制、手工业的行会制。
用后世比较委婉的评价，这叫“主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客观的反动主义者”。
而且还是反动透顶、准备一杆子反动到封建社会早期的那种。
不过，这种反动的空想，在大顺这边却是大杀器，用来吓唬士绅最是好用，而且这既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而是可以怒斥宋明理学的真正的原教旨的、复古儒学。
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那么谁复古，谁就最儒。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忙道：“鲸侯却是说笑了。自秦开阡陌、破井田以来，土地私有，父死子继，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胡言乱语，皆为妄言。如此一来，与抢劫何异？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
“佃租之事，你情我愿。非是逼迫，若是嫌贵，自可不租。这等你情我愿之事，实不该管。”
“若如此办，是劫富户之财，必使天下大乱。”
“我等所求之事，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如此，国家不会动荡、社稷不会危及，只消朝廷一纸明文，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
“治大国，若烹小鲜。岂可行激进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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