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扎克莱进入澳门的时候，正赶上大顺这边的官员前来清查人口，造册定籍，以确保对天主教徒的管辖。
日后，除了贸易，华人基督徒许进不许出。
要么，退出天主教。
要么，去澳门。
这是大顺除了诸如威海军港附近外，唯一一处允许天主教堂开放的地方。
传教士的手都不干净，禁教之后也会陪人悄悄前往内地传教，发展秘密教徒。
这一点日本有经验，偷偷潜入日本传教的传教士层出不穷，光是日本传教者，被幕府火刑后，被教会封圣的都得有一个连队了。
伴随着日本战败朝贡，在禁教问题上也向大顺提出了意见，要严防本土传教士。
清查人口，控制澳门的华人，严防他们离开澳门去传教。西洋面孔在内地很容易被怀疑，很难展开传教活动，而本地的天主教华人就难防范。
大顺官员前来，澳门这边教堂鸣钟、叩拜官员，一切都是按照中式的礼仪。
这一点，法扎克莱已经见惯不惊了。
二十多年前，澳门就因为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发生过一次冲突。当时大顺的地方官来要租金，顺带索贿。
澳门评议会的全部人员，按照“下属拜见上官”的态度，跪拜了官员，最终省下了1000两银子的特殊租金。
新来的第三十三任总督马玉，大为不解，怒斥这群人没有骨头，为了区区1000两银子就下跪。基督徒只跪上帝，不跪异教徒。况且，国家的尊严呢？
但评议会那群人心想老子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传教的。巴西发现了金矿，葡萄牙王室现在肥的一批，但一分钱也不给澳门，还得让澳门养着派来的总督和士兵，老子倒是不想跪，问题是这1000两银子你给吗？
于是就跟马玉说：总督先生说的太有道理了，那么，这1000两银子你出吧。然后……
澳门不花葡萄牙王室的钱，这个总督理论上根本没权。
从果阿空降过来，只是个兵头而已。而且，兵花的钱，也是澳门评议会出的，总督就是个屁。
大顺开关贸易，澳门无法垄断贸易了，地位一落千丈，本就艰难。再说了，这跪一下，能省1000两银子，要是不跪，当地县令就能让你放出一万两银子的血。
历史上，1747年，第四十四任总督梅内泽斯，就给评议会写信，控诉澳门这边的海关挂的是满清的旗，应该抱有不惜流血、与尊严共存亡的觉悟，砍掉满清的旗，挂上葡萄牙的国旗，宣示主权，展现国家尊严。但评议会对此呵呵一笑，直接给果阿那边去信，让这个“爱国者”赶紧滚蛋。
在下跪事件的四年前，第三十任总督戴冰玉，想要多点军饷，评议会不发。戴冰玉觉得这事儿简单，我再组织一个评议会，宣布前一个评议会不合法不就是了？
于是趁着旧评议会开会的时机，带兵往评议会大厅扔了两枚手雷，当场炸死俩议员。随后让军队带着大炮，包围了评议会，拿枪摁着评议会议员的头，要求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是非法议会。
这事儿也不怪戴冰玉鲁莽，主要是上行下效。
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是政变上台的，废兄娶嫂，一看就有雄主潜质。
果然，上台后运气也好，巴西发现了金矿，更是直接摁着贵族议会的头改了继承法，宣布自己和嫂子的孩子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
上面如此，下面自是有学有样。但问题是戴冰玉只学了个皮毛，佩德罗二世敢摁着议会的头，因为佩德罗二世有巴西的黄金，不用看贵族的脸色。
可是戴冰玉只是个兵头，没有巴西的黄金支撑他的腰板，果阿总督区只能妥协，把他调走。
这件事之后，实际上澳门也就出现了两个评议会。
一个是向着“中央”的、一个是向着“地方”的。
而澳门实际上是“三权”的，军权、政权、以及教权。
三足鼎立，当年出事的时候，教权和政权站在了一边，军权有果阿总督区撑腰。
但此时此刻，情况再度发生了变化。
大顺开始禁教了。
就从澳门评议会这群人跪拜大顺官员这件事，就能看出，评议会的这群人根本不想招惹大顺，只想着贸易、赚钱，至于是否禁教，他们根本不在乎，只要别收回澳门就行。
当年眼睛没看清，站错了队，差点澳门就没了。现在眼睛但凡不瞎，也知道该站哪边。
这就导致澳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出现了逆转。
政权作为地方势力，想抱大顺的大腿，只要大顺保证澳门现有的状态、自治地位，一切好说。
驱赶澳门籍的人回澳门、不准在外逗留防止传教？好说，接受；拆除华人出钱盖在澳门法理租地外的教堂？没问题，支持；禁止买卖华人奴隶、尤其禁止强迫华人奴隶信教？可以，释放；保甲制监督澳门的华人基督徒？服从，配合。
教会心说当年戴冰玉带着大炮围攻议会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带着圣象去逼戴冰玉下跪，你们早没了。
现在居然不念旧情？果然商人无情，婊子无义，当即决定和总督这边搞好关系，希望借助军方的力量，平衡评议会的势力。
当年利玛窦来到澳门，感慨道：“这里做买卖、卖粮食的华人，已经有一些皈依了基督。这些人远离了异教的黑暗，触摸到了主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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