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城中的近万华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年对他们的意义了，更不会知道可悲的人性会怎样经不起诱惑，一个一起吃饭喝酒的邻居，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棍子打死自己，只为了一头猪。
城里的近万华人也不会知道，原本历史上，拉杆子起事的那群人，反倒存活率更高一些。
有跑到山区的、有去婆罗洲成事的，也有继续斗争掀起华人和爪哇联合大起义的。
从巴达维亚转战中爪哇、东爪哇，坚持斗争到三年后，荷兰发现没有华人巴达维亚就是一座死城，不得不又重新引入华人。
最终起义军的许多人存活了下来，在东爪哇扎根。
而城内观望的、听从甲必丹命令的、关闭门窗不出来的，却几乎被屠戮殆尽。
事后，一些城内幸存的人，恨极了城外的起义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起义，自己也不会被屠杀。
或者，逃回广东的一个名叫林恒泰的商人，评价道：“对此应该负责的，是巴达维亚的野蛮的总督，而实际上，这种行径是连荷兰国王也一定认为是过分的”。哪怕经历了这样的事，依旧想着的是“皇帝国王是好的、底下的贪官污吏坏官是坏的”。
然而，林恒泰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这时候荷兰，根本没有国王。巴达维亚也不是荷兰的，而是公司财产。
以死斗争则生、怕死妥协则死，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就像是那个德国木匠史瓦兹的回忆里的那支枪的主人，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想着做个良民、保存自己的家业，手里有枪，却最终被人用捣米杵打死。
而城外那群乌衫党、无裤汉，裤子都穿不起，拿着竹片、杀猪刀、糖厂的工具、耙子，甚至枪都没有几支，却转战爪哇，最终活了大半。
起义开始时最大的一场伤亡，还是10月8号，冒死攻打巴达维亚城门，朴素情感下想要拯救城中的同胞时死伤的。
而城内的有居留证的同胞，则在那天晚上激战的时候，听从甲必丹的命令闭门不出，直到第二天晚上荷兰人打退了攻打城门的起义军、10月9号晚上大屠杀开始。
即便是最高等的华人，命运也差不多。连富光的产业被抢劫和没收、媳妇娘家人花钱贿赂没有流放到开普敦，而是流放到了安汶；三个早早向总督报告华人可能造反的华人雷珍兰，死了两个，一个以莫须有“谅甲必丹应知糖厂之事”咬了连富光，成了新的甲必丹。
只是这一切悲剧，此时已经不会发生了。
于是一场悲剧，变成了一场闹剧。
反抗的核心力量出走，在火山聚义起事，没有连片连天，却连杏黄色的大旗都不敢挂。
反抗的支柱力量顺从，拿了居留证远走锡兰，在那里开始新的奴工生活。高呼吾皇万岁，对未来憧憬着期待。
原本最悲惨的、屠杀中死的最多的城内华人，靠着十天的闭门，证明了自己对巴达维亚的重要性，缺了他们巴达维亚就不再是个正常运转的城市，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听话的良民，不管巴达维亚归谁。
于是大顺这边心里也有底了，朝廷喜欢听话的人，将来攻下巴达维亚，稳定不是问题。
最富有的甲必丹、雷珍兰、包税人们，举杯相庆。庆贺那些起事的泥腿子，被朝廷也认证为“冥顽不灵”、不再是“官逼民反”；庆贺城外的那些不安定因素的奴工，远走锡兰，不会牵连和威胁到他们了。
…………
此时此刻，城外。
成群结队的奴工，从香料种植园、糖厂、甘蔗园里被驱赶出来。
承包者驱使他们走到门口，在荷兰火枪兵和大顺火枪兵的监视下，统计姓名、祖籍、何时来的巴达维亚等等事项。
很多荷兰人心知肚明，这些奴工都是承包者用各种手段，悄悄运来的。自上而下，都收了钱、疏通了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巴达维亚郊外的华人数量居然有这么多。
好在此时此刻，这些人不再是威胁。
而是每一个人头，意味着三年六个银币的人头税，一旦统计出了数量，大顺那边会直接给现钱。
虽然会把钱给到华人手里，但给到华人手里，在荷兰人看来，这更好。
到了锡兰，就有伪造数量的机会，一千人只说死了一半、船沉了一半，6000个银币走公账的，留个2000就够了，剩下那些人不需要发正式的、需要做账的居留证，让他们留在锡兰就是了。
至于中途扔海里，荷兰人此时已经不做考虑。
大顺这边明确表示，枢密院会派人跟着，而且让荷兰人放心，派来的人许多都是海军出身，绝对不晕船。
到了锡兰那边，枢密院也会在那里建立一个侨民部门，“帮助”东印度公司度过移民前期的混乱。
为何不是外交部出面，因为史世用这一次来，也传达了另一个消息。
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资格与大顺的外交部交流，大顺就算再放下天朝身段平等外交，也不可能去和荷兰下属的一个公司平等外交。以后东印度公司与大顺打交道的部门，是枢密院。
糖厂门外的高地上，陪在史世用身边的瓦尔克尼尔看着手中数字不断增加的统计名单，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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