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德川吉宗只是想钓一钓荷兰人的胃口，心道既是刘钰负责谈判选择的地点，怎么可能不好？
只是要说出来让你们荷兰人眼馋一下罢了。
微微沉默后，德川吉宗故作感叹道：“东照神君的治国手段，怎么是我能赶得上的呢？当年既然可以允许开埠贸易，那一定是有高深的考量吧？”
“就算是锁国，在长崎，也不会允许只有一国进行贸易啊。就像不能够让商人专卖独卖一种货物一样。”
荷兰人一听，更感觉心里有戏，正要说点“自由贸易”的好处，德川吉宗却没给他继续往下说的机会。
示意随从将跟随过来的荷兰人带走，不要再参与大阪、京都这边的事。
可却又叫青木昆阳去和荷兰人接触，提出希望翻译荷兰语，以此展现一种日本有意与荷兰更加密切接触的暗示。
荷兰人离开后，原来的大坂城代太田资晴“被”自杀后、基本内定为下一任大坂城代的福山城城主阿部正福，就立刻表达了对荷兰人的不满。
“荷兰人说唐人尊重幕府，所以没有选在江户开埠。实际上，不过是因为唐人知道将军不可能允许在江户开埠。”
“商人都是求利的，荷兰人在这一点上，和唐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荷兰人可以开战迫使我们开埠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做的。”
“荷兰人并不会比唐人更有德行。”
德川吉宗呵了一声，心道那是自然。荷兰人为了贸易，连圣母像都敢当街踩踏，哪有什么德行可言？不过是为求利益、为求开埠罢了。
“你以为，开埠是好事？还是坏事？”
没有继续谈荷兰人是好是坏的问题，德川吉宗询问了一下还要分管大阪开埠贸易的阿部正福对开埠的看法。
阿部正福说出了心里话。
“开埠，不一定完全就是坏事。”
阿部正福知道大部分幕府阁僚都认为这是坏事，但他还是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未必是坏事。
阿部一族向来以要成为幕府内阁中枢为目标，对一些事情是有些独到看法的。
当年岛原之乱时候，阿部正次冒着风险，先斩后奏，没等到幕府的命令就要求各藩准备出兵镇压，幕府对阿部一族也向来器重。
阿部正福之所以被定为新的大坂城代，一来是因为之前朝鲜国通信使来的时候，牵扯到大君还是国王的问题，阿部正福负责接待的，处置的很完美。
在德川吉宗看来，阿部正福在外交事务上是有能力的。
如今大顺要在各处开埠，最关键紧要之处就是大阪，需得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担任。而且大顺和朝鲜这边，都是儒家文化圈的，阿部正福和他们接触，也更容易一些。
再者，阿部正福的藩政改革，让德川吉宗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都是锐意改革，都是颇有成效，然后又都是“天命不可违”，一场享保大饥荒把所有的改革都打回了原型。
德川吉宗一直觉得自己的改革不成功，不是因为自己的改革是拍脑袋做决定导致的。
而是觉得颇有点像是项羽失败的悲情，天命不予、人力难违。故而对同样颇有成效却因“天命”而改革失败的阿部正福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
关键是阿部正福的改革，让德川吉宗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路线。
现在这种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日本的将来到底该怎么走，正需要借助各藩都有藩政的条件，一一尝试试错。
和别人的改革思路不同，阿部正福认为之所以出现百姓贫困的情况，源于日本的人口太多了、土地太分散了、小农的土地越来越少也就导致越来越容易破产被商人压榨。
所以他的思路是……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包括农民，保证土地不分散，农民的次子也没有继承权，名义上是兄弟、实际上像是家生农奴；严格限制藩下百姓的结婚年龄，要求晚婚，不准不到岁数就结婚生孩子，尽可能减少人口，确保家庭的财富积累有余力度过荒年。
双管齐下，保证土地不会分成小块、也尽量希望恢复到自耕农人均三十亩地的恰好劳动极限。
总归改革了一阵，藩内的情况确实好转了不少。
人口虽然减少了，但是纳的贡赋没少，而且因为百姓的人均土地多了，有了余钱消费，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了。
只不过他的封地在广岛东边，靠海，那是享保大饥荒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一切改革成果随着一场饥荒灰飞烟灭，爆发了严重的一揆。
虽然他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但在工业革命没爆发、日本无处可以移民的情况下，也算是有些独到的见解。
在开埠这件事上，阿部正福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也感觉未必都是坏事，但是否真的如他所想的那般发展，还是应该谨慎一些。
至少，大顺这边开埠已经会带来极大影响了，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大，应该先看看再说。
此时他还不知道德川吉宗想要挑唆中荷关系的想法。
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已经对自己藩内财政情况的考察，得出了一个不算悲观的结论。
在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下，以及日本人口增多、土地却不增长的现实下，这几年日本的农民已经尽可能不生孩子了。
这就导致一般都是长子继承了不动产，比如土地。而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业，作为次子们围绕在长兄身边的谋生手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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