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行贿必须“写借条”的规定，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在这个风口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救了公司，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
可救完之后，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华贸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不去行贿，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他的前途也就没了，可能还要被质问“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
派人回总部请示，一来一回，快一点两年，慢一点三年，根本不现实。
开拓时代，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效率怎么来。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
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委员先生，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
“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回去售卖。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
“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更不会制作镜子。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
“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我想，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
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回去后升职加薪。
而且，公司计算的成本，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着交换黄金和毛皮一样，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被人传诵，成为一段传奇。
…………
与此同时，英国人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内部的小酒会。
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办法扎克莱，作为一个在广州住了快十年的人，这一次跟随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
今天这场酒会，为的不是别的，而是为荷兰人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的事而干杯。
虽然，英荷同盟。
但是，法扎克莱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命令：严密监视荷兰人在广州的直航贸易，尽可能动用当地的关系，用行贿、散播谣言的方式，破坏荷兰人的对华贸易。
理由，也很“名正言顺”。
奥斯坦德公司是英、荷、普等国合力逼迫哈布斯堡关闭的，英荷两国在合力施压之前，是有过协定的。
即“保持各方对华贸易之现状”。
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荷兰继续保持巴达维亚的中转贸易，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奥斯坦德公司关闭，就维持原本的贸易模式。
结果呢？奥斯坦德公司一倒闭，你荷兰人不但没恢复原样，反而变本加厉，船越来越多，这是【无耻而令人作呕的商业欺诈】。
而泽兰商会，又是对英茶叶走私的大客户。本来荷兰人已经不讲信誉破坏了密约协定，泽兰商会又火上浇油，英国人已经很不爽了。
用英国那些私下的大谈国事之地下小报的话说，这件事叫“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用英国的影响力，无私地帮助荷兰人扫清了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热情地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国事诏书》继承法的变更，并发誓用英国人的鲜血来保卫特蕾莎公主。那么我们英国得到了什么？答：他的儿子，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
这一次荷兰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华人生存状况”问题，法扎克莱不只是幸灾乐祸那么简单，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特使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让荷兰人退出对华贸易的机会。当年荷兰人用造谣中伤、诽谤，甚至屠杀的手段，将我们驱赶出了东南亚和日本。甚至当我们试图重开对日贸易的时候，又是荷兰人向日本诋毁，使得日本人以我们的国王娶了天主教的凯瑟琳公主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贸易请求。”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造成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如果中国能够单方面禁止与荷兰的贸易，对整个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我们就只需要应对哥德堡的走私贩子就可以了，而不用去考虑更恼人的泽兰走私贩子。”
“现在是一位中华帝国的公爵主管外交，我们或许可以用荷兰人当初在日本阻挠我们的手段，来对付荷兰人。”
“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
特使很认可这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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