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虽然没有直接决定权，但作为朝会的“主持人”，要控制节奏、拉偏架还不容易，只见这小子板着脸道：“正所谓事越辩越明，理越辩越清，敢问杨尚书，谬误在何处？”
杨旦早就打好了腹稿，所以并不怵，立即琅琅地道：“其一，我朝太祖确实是为了防倭下达禁海令，虽说目前倭患暂时消除，但难保倭人不会卷土重来，所以禁海防倭还是有必要的。
其二，开海通贸确实可以解决沿海百姓的生计来源，但农桑才是国家之根本，俗语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我朝倘若开海通贸，必导致商道大兴，百姓为重利所诱，必然不事生产，不仅会滋生大量难以管理的滑贾奸民，而且还会导致粮食产量大减。如此，一旦发生饥荒，后果不堪设想，轻则骚乱动荡，重则危及国祚。所以臣以为，实不宜废除禁海令，请吾皇三思！”
不得不说，杨旦确实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官吏，一出手就切中要害，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关系，农业始终是国家的第一产业，是关乎国家兴亡之本，所以封建君主无不想方设法地把百姓绑在土地上，让他们老老实实地生产粮食。
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为什么排到最后？
因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想法自然就多了，这人想法越多就越难管理，于是乎统治者便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而开海通贸，显然是有悖于“重农抑商”这条原则。
所以就连嘉靖帝听了杨旦所述的理由，亦不禁露出深思之色，当然，这并不能动摇他开放海禁的决心，毕竟徐晋给他灌输的思想已经先入为主了。
徐晋作为“守擂”者，既然有人站出来挑战，自然是得应战的，他对着扬旦拱手施礼道：“杨尚书只反驳了下官的前两条理由，是不是意味着杨大人也认可了下官的第三个理由？”
杨旦淡定地道：“没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大明确实应该虚怀若谷地吸取他国的长处，但是这跟开海禁关系不大吧，我大明从来没有拒绝与别国往来交流，乞今为止，每年均有周边的属国前来向我大明朝贡。所以说，徐侍郎所谓的闭关锁国简直是无稽之谈。”
徐晋反唇相讥道：“朝贡贸易并不算得上是贸易，厚往薄来，数倍甚至数十倍返利于朝贡国，如此只会增加国库负担，有害而无益，杨大人何必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呢！”
杨旦顿时被驳得哑口无言。
永乐时期，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大明皇帝的威德，效果是相当明显的，南洋诸国纷纷跑来大明朝贡，发现有利可图后，一些国家甚至一年来朝贡几次，动辄派出数百上千人的朝贡使团，着实给大明的国库造成极重的负担，后来大明不得不采取措施，向这些国家颁发朝贡勘合（证书），对朝贡的时间、使团的人数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违反勘合规定的朝贡使团，一律不给予接待，全部原地遣返。
徐晋将了杨旦一军后，继续道：“杨大人刚才还说开海通贸会伤及农桑根本，下官却是不敢苟同。一来，我朝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百姓离家百里均要官府开具路引，所以根本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弃耕从商。另外，经商有赚有亏，不是谁都能靠经商赚钱的，赚不到钱的商人然老实归家生产了。”
朱厚熜点头道：“徐卿此言在理！”
徐晋继续侃侃道：“刚才杨大人还说以防倭人卷土重来，所以要继续禁海，那更是荒谬之论。君不见我大明禁海一百五十多年，倭寇断绝过吗？可知禁海对防备倭寇根本没用，唯有通商才能绝寇。”
朱厚熜那小子立即又点头道：“言之有理！”
翰林学士石珤立即跳出来冷道：“徐晋，你刚才说由于户籍的限制，开海通贸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农转商，但是，地方士绅商贾为图重利必然大肆开设工场作坊，百姓可以通过打工赚到不菲的收入，必然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农转工，如此一来，田地同样会无人耕种，久而久之，必然伤及农桑国本。”
徐晋不禁暗汗，看来这个石珤虽然脾气臭些，但却是个明白人啊，商业发达必然会导致工业兴起，工业一旦兴旺，对劳动力的需求则会越来越大，见到有钱挣，农民兄弟自然就会大量弃耕从工，到那会，大明的资本义就该萌芽了！
但又如何？这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生产出来的富余产品将越来越多，商品化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也是必然的。譬如在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只要有钱，哪里买不到粮食？本国生产的粮食不够，从别国进口就行了！
当然，徐晋不可能跟一众大臣讲解社会发展规律，古人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的目光不得不盯着那一亩三分地，在他们看来，银子再多也不能填饱肚子，只有粮食才是根本，没有吃的，其他的都是白搭！
所以，徐晋要想说服一众官员，关键是解决粮食问题。果然，接下来两派争论的焦点都围绕着“开海通贸，到底会不会伤及农桑？”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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