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人造反是金辽局势的重要分水岭。
之前，辽对金，虽然总打大败仗，但底子在那里，人口基数、财富、兵力、技术装备、后勤保障都远远超越女真，战略总体上还是保持着对女真的压制态势，亡国之相，即使是那些有智慧的明白人也还很难看出来。
那时，女真打胜了，主要是抢掠到财富和奴隶，对领土，因金国本身的人口总量所限和新得的大量战俘奴隶等人口的心很难一时真的归符金国，不能放出去统治，并没有能力就胜利而大举侵占。
之后，契丹失去辽东，首先重创了辽国的粮食生产和纺织铁器兵器等制造工业，导致辽国的最基本需要空前短缺，国家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同时，失去大量要紧的工匠和后备兵员等军事潜在力量。
更要命的是，新立渤海国虽是独立国，却附属女真，间接让金国的势力和影响力一下子暴涨起来，由局缩北部，一下子延伸到南部，深入到辽国统治的内部地区，直接威胁到辽国核心。
从此，辽国就失去了对金国的压制态势，陷入处处被动防御局面，最终被一点点啃光。
辽国的统治整体上是分南北两官的。
南官，主要是管理燕云等地汉人，施行的是类似大宋的行政体制，划分州县。辽东的州也是这种情况。北官主要管理契丹人和北方游牧民族。行政主体沿袭的是部落制。
但辽东的大量坐镇当地的游牧契丹人也是部落制。
对这些契丹部落来说，辽东丢了，大辽是不是会由此逐步完蛋，这个他们不知。
他们知道的是自己的部落勇士被抽去组军平叛，却因为领兵的契丹贵族军官在战场畏女真军如虎而吓得不顾后果地先逃了，朝廷正规军随即崩溃，导致随战的部落军在随着仓皇败退时被大量杀死杀伤，让部落的青壮力量大损，紧接着就是不得不逃离家园避免被渤海军屠杀。
部落老爷们由富贵安然的统治者，骤然变成了难民，带着幸存部下或向西或向南紧急迁移，财产大量抛弃，天寒地冻的，牛马羊无食而哀鸣，妇女孩子痛苦而哭喊，汉子们含泪悲愤大骂，如此凄惨狼狈之相，这些同样受罪的老爷心中是何等恼怒？对大辽贵族的无能会何等愤恨？对皇帝和朝廷会何等失望？
怀恨怀怨而南下，吃尽苦头到了安稳的统治区燕山府，这些老爷岂肯忍着不对官府发作。
部落没马牛羊的草料，人没有粮食没有居处，急需要种种救助，好的安置地也要争，也需要他们聚起来大闹。
燕山府官员对这些老爷们玩硬的不行，玩软的也不行，顿时就一个头两个大。
只能焦头烂额地一面尽量救助和安抚，一面布置军队严守各城池，防止南下的部落势力因对得到的救助待遇不满足而一怒聚众作乱抢掠当地，引发武力冲突，甚至出现大面积叛乱。
随后的云州地区也陷入这种局面。
燕云军队被大量抽调布防在官府驻地，无力兼管震慑其它区域，进一步加剧了大批难民持续涌入造成的治安失控。
当地的客栈村庄部落等看到混乱，对送上门的难民财富，暗暗伸出罪恶之手。
契丹这样的野蛮民族对落难同族下手，可比八年抗战时，汉人对流亡同族狠太多了。
而南下的部落抛家舍业，势力大损，由游牧民族自古以来的弱肉强食传统，很懂得人手和牛马羊对部落以后生存发展的重要，同样趁着混乱，伺机挥刀对弱小者大肆屠杀抢掠吞并，争取尽量补充起势力，在新地方凭此获得理想安置地和更大的统治权力和利益。
从辽东溃败下来，南下寻找自己的部落和亲人的部落军，一肚子恼火，一身战场染上和激发的煞气，满怀积累起来却不得发泄的杀机，出于对财富女人的贪婪，为弥补自家损失，为发泄失望愤怒不满杀机，为逃难路上有钱花有饭吃，等等原因，也一路伺机对南逃难民大开杀戒。
世道乱了，杀人不是事，管它是不是同族呢，照杀照抢不误。
自己活下去，自家以后能活得好才最重要。
罪恶的屠刀一旦挥起来，噬血起性，又尝到甜头，哪还能轻易住手？
只会越杀越狠，越杀越多。
各部落军之间，看到对方得到的大量马牛羊金钱收获，眼红之下，也常常会毫不客气地自相残杀。
谁能成为国难的最后获利赢家，咱们单凭本事。
这很公平，很符合马背民族自古以来的习惯与传统。胜者心安理得。死者有恨无怨。
那些失去一切的契丹汉子为生存，更是理所当然地当起强盗，因愤恨朝廷尝到当强盗的甜头等原因，反正无处可去，干脆卷了抢到的马匹女人财物落草为寇，汇聚成一股股马贼。
竺敬在盘山遇到的契丹马贼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赵岳当时不知道而已。
辽国随着一次次惨败而产生的这种混乱、自相残杀的内耗，群体对朝廷失望愤怒以及由此导致的沮丧悲观绝望等负面情绪产生的离心离德，和因此大举向金军投降甘当奴隶仆从，是庞大的大辽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不然，拥有数千万人口，上百万军队的野蛮民族所立大国，岂能让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小女真族毁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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